关于佛教初传时期的主要资料初探

王 新

作者王新,中国佛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

  释尊出世,一代言教,化度众生,如日方升。至阿育王时,请宣教师出 国弘法,使佛教一跃而成国际性宗教。至于东渐震旦,在异说纷纭的许多传 入说中,也有提及那时的西域沙门“赍经来化”。但传入汉土最可信的史实, 当推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 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 松之注)。[1]此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正史明载。今年正逢传入二千年,值得 隆重纪念。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说法多种,除上述“伊存口授《浮屠经》”而外,还有沙门“赍经来化”说,“汉明帝时传入”说,“霍得金人说”(汉武元狩间(公 元前122—公元前117年)霍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金人。但未指明是佛像, 或许是西域天神亦未可知,不足为佛教传入之证),“刘向见有佛经说”(西汉 刘向在天禄阁点杵书籍时,见有佛经。此说据考不足史实)等,还有其它种 种传说,不赘。在传入诸说之中的“授经”说、“赍经来化”说和“汉明帝时 传入说”三则,各有各的侧重点,各有各的代表意义,值得留意。下面逐条 叙述一些个人浅见,就教于佛教史的方家,请予指正!

一、伊存授经

  “伊存口授《浮屠经》”是出于正史的记载,可信性强。时间是在西汉晚 年,政权动荡,方技风行。此时此刻正式接受外来的宗教是完全可能的。
  佛教是由经典教义、戒制、教徒组织、仪规和文化等等所构成,而经典 教义是其中首要的枢机。有了佛教经典就是有了佛教。因为佛经是记载和保 存佛陀言教的,是真正慧命之所在。经典的传入须赖翻译,如无翻译,人们 很难领会和研究教义,佛教的流通和发展就不堪设想。所以“伊存口授《浮 屠经》”为佛教的正式传入是理所当然。
  有人说:伊存口授佛经以后几十年无声无息,没有有关佛教的记载是何 道理?这是因为王莽篡汉,农民起义,刘秀建立东汉,兵荒马乱,时运多艰 生灵涂炭等原故,几十年没有佛教记事是很自然的。至永平之际,国中升平, 佛教重新见诸史册,是合乎情理的。永平八年(公元65年)在汉明帝答楚 王英的诏书里,用了“浮屠”、“伊蒲塞”和“桑门”等佛教专用词,与伊存 口授佛经说的传入相当吻合。
  伊存口授佛经,历史上曾经不为人们所注意,但近现代以来,学术界、 佛教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发生共鸣,成为当前主导的认识。我们隆重举行佛 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纪念活动,进一步扩大各界对佛教正式传入的确切年份的 了解,表明中国人尊重史实,尊重佛教。以上所述,伊存口授佛经为佛 教正式传入中国,是初传时期的正式传入,但不是初传。因为近几十年地下 出土发现了公元前的佛教文物,尤其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发现的江苏连云港的 “孔望山石窟”,有释迦世尊的涅B231石像,也有道家的石刻像等。这 与佛教初来我国流行同道家不分彼此,相辅而行的情况相符。此窟最晚塑像为东汉晚年完成 ,创始年代根据考古考核,约在公元前二至一世纪。如以公元前二年 为佛教初传,对此石窟的创建就说不通。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比公 元前二年更早的佛教传入史载。

二、始皇时传入

  《历代三宝记》卷一载:
    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 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2]
  《佛祖统纪》卷三十五也有相似的记载:
    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 帝以异其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 境(原注:《朱士行经录》)。[3]
  此记载过去一向被人们(包括本人在内)所否定。其理由:1这记载原 出《朱士行录》。《朱士行录》非朱本人所撰,而是后人托朱之名所写,因称“伪 录”。这一伪,有关此书的一切记载全部“皆伪”,没有任何可信的价值。但 仔细考虑一下,书的作者虽伪,而书所载的内容未必全伪;反之,即使作者 不伪,其所载内容也未必都是不易之论。最主要的是要看它所载内容是否与 客观实际、历史背景相符,而后再来判定它的有无可信价值。2西汉张骞通 西域之前,西域关口是阻塞不通的,也就是说:印度的宣教法师秦始皇时根 本不可能来到汉地。但是,还有海路能不能设法通行呢?早在公元前四世纪, 中国的丝绸就开始运入印度。[4]张骞于汉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第二次 出使西域与中亚大宛、康居和大夏等地通好,在大夏等地见到经由印度贩去 的蜀布、邛竹杖等,[5]是如何运去的呢?商人为了赚钱,可以冒险通商;弘法 大德为了光大法门,设法冒险旅行播教,从无数先贤为了求法和弘法的业绩 证明,是不成问题的。
  始皇时传入说的史籍记载是否有意义,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说明:就 是阿育王请大德出国弘法的年代与始皇在位年代是否相符?阿育王于公元前 272年即位,后四年举行灌顶,再后第九年(公元前259年)攻打羯陵伽国, 死伤惨重,腥风血雨,血流漂杵,阿育王见而悔过信佛,后来日供鸡园寺僧 伽万人(一说:因得耶舍的沙弥弟子开导而信佛,后将耶舍尊者请至自己身 边说法,信心大增,日供比丘万人)。因而引起了一些异教徒混入该寺受供, 僧团失纯,意见不和,导致耶舍尊者领导一千比丘于华氏城进行第三次结集。 此后阿育王请大德四方出国,光大佛教,时约在公元前250—公元前240年 之间。始皇是公元前246—公元前210年在位。因此,公元前243年室利防 等赍佛经来华播教在时间上是吻合的。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里说到《朱 士行经录》称: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时也言:“当 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 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时中印海路交 通似已开(原注: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 其事非不可能”。[6]此外,在僧伽跋陀罗的《善见律毗婆沙》和多罗那他写的 《印度佛教史》里也都说到阿育王时有大德到中国来弘法。前者说是在阿育 王时,第三次结集以后,由摩诃勒弃多往臾那世界(汉地)播教,使佛法流 通,并且当时有人出家。[7]后者说是阿育王时,圣者善见在岛屿“创立佛教”, “在摩诃支那等地略弘教法”。[8]这几则记载,虽然人名各不相同,但都是说 阿育王时有大德来中国弘法。
  根据以上所析,可见始皇时西域沙门赍经来化传入说并非捕风捉影,向 壁虚造。如果认此作为佛教初传中国,则对公元前开创的石窟,即成为合情 合理。

三、汉明帝时传入

  东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孝明皇帝纪》载:
    初帝于梦,见金人长大而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 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以“世传”记载:
    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 ,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9 ]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载:
    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 纨三十匹诣国相曰:“记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 (诸侯王国职掌教导诸侯王以德义的官)。[10]
以上记述总的表明是汉明帝对佛教的正式认可。
  佛教初传一个新的国土,首先要有经典教义的翻译;再则就是浅近教 义的流传,为群众易接受和信仰;再其次就是要得到政府的承认,才能取得 合法地位。伊存口授佛经,虽然所授何经,后来起了哪些作用都不清楚,但 其代表初传时期的佛经翻译是肯定无疑的。伊存是大月支的使节,能否同时 算作我国朝廷承认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国接受伊存口授佛经的仅仅是 一博士弟子。博士在秦汉之际是学官,博士弟子是学官所教的学生,连朝廷 命官都不是,不能代表政府。始皇时的传入,有可能主要是使佛教先在民间 流传。记载说:始皇“弗从”,或“以异其俗”囚之以狱。是根据什么“弗从”, 或“以异其俗”的呢?一批没有国交的外国沙门,又无高官引线,要想晋见 始皇,是绝对不可能的。很可能是那批沙门来华后,就在民间播教,时间一 长就会被地方官发现,而后层报,最后秦始皇据报采取具体措施。如果是这 样,在一定范围内的民间,早就接受了佛法的种子。在汉明帝给楚王英的诏 书里有“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一说,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受持五戒的居 士和住持的沙门。英为帝子之尊,也是虔诚奉佛。可知在社会上不仅佛教早 已流传,而且已有一定基础。关于汉明时的传入,史载所谓“梦见”,与当时 谶纬风行有关。所言“问道”、“图像”云云,正是汉明帝承认佛教的表白。 尤其是回报楚王英的诏书,不仅下达楚王,而且班示诸王的中傅。这就不单 单是让诸王知晓而已,实是通过中傅嘉许和鼓励诸王信佛。同时,诏报班示 诸王的所在地,佛教在民间的流传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后汉书》以“世传” 而作汉明时的传入说,又是佛教在民间流传的一个傍证。因此,汉明帝时传入说 的意义:既是说明佛教早已在民间流行,又是表明朝廷对佛教的正式认可。
  说明:本文是从拙作《慈悲祥和,光照大千》一文中节录的一段。

注释
[1]《三国志·魏书》第30卷,第3册,第8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2]《大正藏》第49卷,第23页,下。
[3]《B45A续藏经》第75卷,第592页中。
[4]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269页,世界知识社,1956年。
[5]《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第61卷,第2689页,中华书局,1962年。
[6]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佛教之初输入》第19—20页,中华书局,1988年。
[7]《大正藏》第24卷,第685页下。
[8]多罗那他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第26页,中国佛教协会,1987年。
[9]《后汉书》第88卷,第2922页,中华书局,1965年。
[10]《后汉书》第42卷,第1428页,中华书局,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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