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音 2005年第2期 (总第246期)第27页

《思益梵天所问经》之“六波罗蜜”刻文

张 总

  山东碑崖刻经中存有《思益梵天所问经》的内容,而且是节取了有关“六度”的一段。这段经文原刻于尖山大佛岭,惜已毁于上世纪60年代。但几年前笔者调查山东摩崖刻经时,获知有一造像碑残件,虽仅存30字,却与尖山此刻相同。在“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学术会论文中,笔者曾提及此一残碑,即引起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前此仅据内容做过一点探讨[1],近日得观此残碑拓印件,才知此刻经碑很小,残高仅约30余厘米,即使完整无损,其碑高也不过半米左右。不过此碑虽小,却可与尖山大佛岭之刻作一番比对,而且拓片确能反映出其原本状貌、真实书迹及碑形,较只从录文而论要好得多,所以就此利用《法音》版面刊出,以飨关心此碑刻的读者们。

  此碑上额部刻出螭龙,中有一龛雕一坐佛二菩萨。碑面满刻经文,共6行,行仅存5字,可勘定为鸠摩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问谈品》中说六波罗蜜的一段文字。虽然其中稍有错改,发表的拓本亦有些误刊,因多种著录均言尖山大佛岭此刻为6行,行13字,小碑排列一样,可知其每行缺8字。在此应析解一些情况,所以先将其文录出:

佛言若菩薩/能舍諸相名爲相波
羅蜜能滅諸/所受持名爲屍波羅
蜜不爲六塵/所傷名爲羼提波羅
蜜離諸所行/名爲毗梨耶波羅蜜
不憶念一切/法名爲禪那波羅蜜
[忍]諸法無生/性名爲般若波羅蜜

录文中/号之前加重的字体为刻经碑残存,之后据《山东通志》补入(图1),而邹城尖山的刻字状况则可略见于图(图2)。1960年为修水库采尖山大佛岭石材而毁佛经,所幸山东省、泰安市博物馆等处还存有拓片,原刻书体字样的面貌尚知。据清原实门《四山摩崖研究》言,由拓本查得此刻整纵700厘米,横400厘米,6行,行13字,径60厘米左右[2]。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利用省博物馆所存拓刊《山东北朝摩崖刻经全集》中,言此刻字径达到54厘米。相对而言,刻经残碑特小,字径仅近3厘米,所以两刻的字径相差竟达18倍,然而其排列方式却完全一样,均为6行、行13字[3],共78字。尖山大佛岭此刻不唯字大,原先保存得也相当好。日本学者道端良秀曾评此刻说:“一点也没磨灭,诚为宏伟、壮观的六朝文字。” 他曾于1942年前后踏查尖山大佛岭,在其《中国的石佛·石经》中,加以评价并记叙此刻为《般若经》,但未具体录文,只说“佛言若菩萨云云”。此刻的书迹平正宽松,笔画细而遒劲,被评为近于葛山刻经,明显有别于其上方《文殊般若》节文的结体方紧、笔画肥厚(被评为近于铁山刻经)。

  尖山刻经有北齐武平六年四月与六月二则题记,六月题记即“大沙门僧安”与当地豪门韦氏镇军将军韦兴祖、子深等“同刊经佛”之记。这是洪顶山摩崖刻经发现之前,纪年明确、经像主身份清楚的重要题记。

  《山东北朝摩崖刻经全集》刊布了此经拓本,但是刊出图版与原经文仍有一些出入。如此刻的第一度中“名相为波罗蜜”,其“名”与“相”字颠倒了,应为“名为相波罗蜜”(图3)。第五度中“念一为法名切”,其“为”与”“切”颠倒了(图4)。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刊出的拓本是否保持了原样?当然一般拓本是可以反映原貌的,古代刻经之中出现一些错衍并不奇怪,不过在辟窠大字榜书中却必须注意,即有时刻经系单字拓出,那么在缀合的过程中有可能出错。其错衍究是古人所为还是今人所致,是研究工作中应须注意的。就此二处对照录文而言,极大的可能是做合并串接时出现了错置。

  再进一步说,上述即使为“相波罗蜜”,于文义仍不通顺,对比藏经可知此“相”原应为“檀”。而且这段节文起首的两字“佛言”,倒确是与现存经文不符的。其“佛言”二字,在藏经中为整整一段话,即释迦佛对梵天说自已在燃灯佛时,即得无生法忍……具足六波罗蜜,所以下接阐发六波罗蜜定义之内容。显然,在刻经选取节文突出六波罗蜜涵义时,将前段减略为“佛言”二字。还有第五度的“禅那”,在经文中似仅为“禅”,以上的一些细节,已为日本学者田熊信之所注意到[4]。但是小碑的第六行顶字残半,仅有下半“心”字,据现本《思益》此处应为“能忍”,所以可比定为“忍”字[5]。如此则前一行还应有“能”字。那么多一字该怎么办呢?好像只能去掉“禅那”的“那”字了。看来小碑与大刻仍有一点区别吧。

  总之,我们可知此大佛岭刊本中最明显的错误实为今人拼对拓字时出现。但古刻经中不但有一些错别字,还有个别字是有意而为所作的改动。为使刻文排列整齐,古人计算字数并设定节文。这种情况值得注意,说明即使所刻为神圣的“经典”,也有偶现的灵活“改定”。

  此共同内容的二段刻经,可以引起多方面的注目。可从字体书式来探讨其区别,当然也不能忽略其大小相差近廿倍的客观事实。从经文内容上,由此我们更多地找到了山东刻经与河北刻经的联系。因为河北娲皇宫的刻经之中,也有《思益梵天所问经》,且是整部经文全都刻出,而决不是节取简约一小段。大家已熟知尖山刻经题记原有“晋昌王妃赵”之名,而娲皇宫曾有题记叙赵妃母为悼其亡而造观音经像。由小碑情况——原应在济宁市,更扩展了两地刻经间的联系;其字体大小与娲皇宫刻经也更为接近。

  山东刻经特色不仅在选取节文,还颇多重复。上述已是例子,而《文殊般若》情况更加突出。其所选段最多者,用问答体来阐释何谓般若波罗蜜。而六波罗蜜是大乘佛教最基本的名相之一,即修菩萨行的六个方面。山东刻经不仅《思益梵天》具此节文,在洪顶山《大集》,以及铁山《大集经·穿菩提品》节文中也有。那么六度究是何为?这些节文的主旨是否一致呢?

  波罗蜜多即梵音pqramitq,意译度、度彼岸,即从生死此岸到解脱涅槃之彼岸。六波罗蜜(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其梵语专名一般音译为檀那、尸罗、羼提、毗梨耶、禅定、般若。就此而言,《思益》经中这段节文阐发者,即什么是六波罗蜜。大乘佛教重菩萨行,菩萨行必须由六度构成。不过六度在佛教中有古老的渊源与深厚基础。戒、定、慧原属小乘三学,而“精进”是原始佛教所倡“八正道”之一,“禅定”也是最根本的修行法门。在大乘佛教发展之时,很多观念都被赋予更高深的含义。六度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布施本义就是施舍财物,但大乘佛教增添法施与无畏施,法施又含摄世间施与出世间施。有些经典还区分基本修行与达到之程度,如声闻、缘觉所行只能称忍辱,唯菩萨所行才能称忍辱波罗蜜。

  在山东摩崖中洪顶山刻经中《大集》节文,亦有讲六波罗蜜的一段(铁山《大集经》中了也包含),其意蕴阐释较上述节文有所不同,可略比较如下:

  两者相较,《思益梵天所问经》反映出较强的般若空观经典的特色,对六度概念的阐发,多取否定性的思惟定式与用语,“不为”、“不忆念”、“离”、“能灭”、“能舍”;而《大集》取“能”、“勤修”以及“身心”、“内外”及“观”等。阐说大乘六波罗蜜与诸法性空是《大集经》主要内容,还有密教色彩等。总括而言,两者都反映出大乘佛教六波罗蜜的特色,即在各种观念的本意上进行提升发挥。

  从山东刻经而言,总共的字数虽然不多,却采自多种经典。其背景有受末法思想的影响,而所选取的段落节文,对佛教重要名相(如六度、般若波罗蜜等)的阐释采自不同经典的特点,有点像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毗昙学。尽管此处没有出现毗昙经典,但笔者初步认为,从空观——六度——般若波罗蜜;名佛、观佛——断有、六喻、观实相——实相等各方面来看,确实有些内在的逻辑联系,刻经时所选取的节文并非随意为之。

  【注释】

  [1] 2002年初香港青州龙兴寺佛像展论文中,笔者曾论考此残碑与尖山刻经节文为《思益梵天经》,并及涉县中皇山刻经,惜此文未结集出版。

  [2] 清原实门著、谷川雅夫译《四山摩崖》,《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研究》,齐鲁书社,1992年。

  [3] 道瑞良秀《中国的石佛石经》,法藏馆1962年,32页。

  [4] 田熊信之《北朝摩崖刻经与安道壹》,《北朝摩崖刻经研究续》,天马图书公司,2003年。

  [5] 《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二〈问谈品〉第六。见《大正藏》第15卷46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