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台湾省是向资本主义)的巨大变革，当今在大陆又经历着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不断变革中的世纪。社会巨变的汹涌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续冲击着在长期封建社会中久已成型、业已衰迈不堪的佛教，向佛教提出种种挑战，使佛教几经挫折厄难，也推动了佛教的转型更新，使其赢得了复兴的机遇。”

　　这些摘自《二十世纪中国佛教》^[1]一书主要作者陈兵在绪论中的字句，不仅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近代中国人特有的历史观及其影响，也强调了该书的核心主题，即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变革背景下的佛教发展。本书着眼于“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与此同时，也包括台湾佛教、香港佛教这些不可或缺的部分。该书的主题覆盖很广，从整个20世纪佛学研究和佛教运动的描述，到这些主要代表们的著作和活动的报告，是一部杰出的综合性著作。陈先生和邓先生并没有各自专注于记录时间与事件，而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佛教，从社会学及历史学角度作了透彻的分析，并试阐明每个主题和中国传统佛教的联系，以及现代思潮在其发展中的影响。该书可作为释东初所著《中国佛教近代史》^[2]的延续和扩展，可作为在当代致力于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的重要参考。

　　该书是作者们长达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陈兵是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的教授，邓子美供职于无锡轻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即今江南大学法政学院)^[3]。而且在两位作者后记中明确指出，该书许多章节的内容亦吸收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教授的研究成果。

　　该书分为十二章节，每一章节根据主题进行了内部组织，由一位作者负责撰写。

　　第一章由邓子美撰写，标题为《佛教教会社团的组建》(pp.29—74)，在宗教和全国范围内，关注了僧侣团体的建立及近代中国佛教徒的联络。该章首先对君主集权时期的中国(从三世纪到晚清)佛教寺院的构建及其相互联系方式进行了概述，然后邓先生描述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和台湾许多佛教组织的历史。他在论述佛教教团与君主政权和地方佛教圈的关系的同时，阐明了他们的理论核心——既追溯了历史，又强调了其现代韵味，还多处提及太虚大师对教会团体重组的构想，并把此列为当代佛教社团建立的理论基础。

　　在第二章《佛教文教事业的开拓》(pp.75—120)中，邓先生主要介绍了由近代革新中三位建立佛学院、传播佛教文化的主要人物：杨文会(1837—1911)、欧阳渐(1871—1943)、太虚(1890—1947)，并着重介绍太虚与欧阳渐办学的相关内容。与此同时，亦对其他对国内僧侣教育有兴趣的佛教专家进行了介绍，如虚云大师(1840—1959)、圆瑛大师(1878—1953)。本章始于对中国传统佛教教育及其在晚清的衰退的透彻分析，既而描述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主要僧伽办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最后简述了其后五十年在大陆、台湾、香港主要佛学院的建立。佛教经典的出版和佛教文化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也有所涉及。

　　第三章《佛教社会基础的调整》(pp.121—157)包括了从君主集权时代、近代及当代佛教徒的各种社会背景的反映。邓先生对二十世纪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作了思考，用若干节描述了佛教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例如工商业者、新知识分子、青年和妇女。最后，他分别谈论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当代新型的佛教社会基础。

　　第四章《佛教社会功能的转型》(pp.158—195)，邓先生分析了佛教在传统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近代中国所实现的新型社会功能，如为国家福利出力及提供社会服务。作者赞成佛教对社会的贡献应作出积极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佛教的这一变化又受到基督教传统及较早进行改革的日本佛教的激发。这种变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又有不同的发展。

　　在第五章开始了该书的学术性、哲学性的命题，邓先生撰写的这章题为《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与运作》(pp.196—223)，论述了一种包涵社会服务的新型中国佛教并以此与前面章节的主题相照应。其理论核心亦清晰地得到表达，从起源即太虚大师的思想到近代台湾印顺大师思想的发展再到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邓先生对这三种形式的人间佛教进行了比较，并分别阐述了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发展。

　　第六章《法相唯识学的复兴》(pp.224—271)陈兵先生论述了大乘佛教的“理论化”趋势，他认为唯识学在近代中国所受到的关注，主要应归因于其在哲学与与心理学上的深刻涵义。换句话说，(传授与研究唯识学的)继承着传统的现代佛学院是佛教专家与中国学者受西方近代科学思维影响的东方产物。陈先生首先对进行唯识学研究的佛教人士的活动及著作进行概述，在他们中有前文提及的杨文会、欧阳渐及太虚，也有正果和尚(1913—1987)和巨赞和尚(1908—1984)，还有王恩洋先生(1897—1964)和黄树因先生(1898—1925)。然后陈先生介绍了与此主题相关的科学及学术著作，以及其在欧洲、美国的影响。

　　第七章《禅宗的振作》(pp.272—314)以禅为重点，陈兵认为这一宗派在君主集权时代已成为“中国传统佛教的主流和代表”。作者首先陈述了一系列清末民国初年的禅宗大师的话语，以此来证明宋朝以来禅宗的凋零。然后作者描述了禅宗在二十世纪的四个主要代表的思想与活动，主要人物有上文提到的虚云大师和圆瑛大师，及来果和尚(1881—1953)和月溪和尚(1879—1965)。禅和净土的结合实践也有所提及。最后分析了现代禅学的特征及其与传统的关联。

　　第八章名为《净土信仰的高扬》(pp.315—346)主要论述了弥陀净土信仰者的社会贡献及他们为了实现往生西方净土的愿望，而持名念佛的修行实践。邓子美先生试图阐明在晚清及民国这种形式的中国佛教宇宙论，作为与学术世界特别是典型自然科学宇宙论的对立面而仍然能得到较高评价的原因。其后他叙述了由印光大师(1861—1940)为领衔人物的净土佛教的主流，同时也讨论了一些二十世纪重要的佛教大师对这一信仰及其修行的认同及其余一些佛教传统。

　　第九章《求法新潮与密教热》(pp.347—381)，陈兵首先强调了所谓“密教复兴运动”，认为这是意在呼唤更全面的佛教改革及当时政权特殊需要的双重结果。由于当时时代环境的不稳定性，有些人们像过去就有人做的那样，目光开始转向密教，希望如此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由国内民族团结出发)，防止大灾难的发生。在邀请来许多西藏、蒙古、日本佛教大师的同时，一批中国新兴“朝圣者”远赴日本、西藏，以寻求以密教本真为主的理论与修行学习。在他们中有大勇法师(1893—1929)，持松法师(1894—1972)，王弘愿先生(1876—1937)，法尊法师(1902—1980)，能海法师(1886—1967)，以及法海法师(1919—1991)。同样，法舫法师(1904—1951)和法周法师(1918—)赴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学习小乘佛教。最后，陈先生也提及了中国佛教及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

　　第十章《天台、华严、南山律的传续》(pp.382—409)由邓子美撰写，涵盖了清朝末期中国传统佛学衰败的一些反映，并分析了其中部分在二十世纪的复苏。如天台宗的修行依然幸存，但其学术上的教理优势却几近消失，只是在谛闲大师(1858—1932)、倓虚法师(1875—1963)及静权法师(1881—1960)的努力下，在民国时期两方面都得到了恢复。相反，在二十世纪初，华严宗的特有修行方式已无绪可追，而其传统的哲学学术教理却依然存在，近代由月霞大师(1858—1917)开创和应慈法师追随，以禅的方式恢复了华严宗的修行；慈舟法师(1877—1958)和戒尘法师则运用了净土念佛的方法复兴华严。就复兴律学教育而言，近代中国最杰出的代表是著名的弘一大师(1880—1942)。

　　在该书的最后两章间存在共性，并介绍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即在现代、当代佛教的特别之处。第十一章邓先生(按：由陈兵撰写)写了《佛学与科学之融通》(pp.410—433)，特别关注了“佛法是科学”的尝试及其对立面的解释。最后一章题为《佛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pp.434—465)，陈兵先生详细解释了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佛学研究的发展。

　　在总结部分，陈兵试概述了《21世纪中国佛教之展望》(pp.466—475)，分别从教团建设、教义、社会功能方面进行了论述。

　　本书的两则附录依然值得关注。附录一(pp.476—597)为该书提及的大事年表，附录二(pp.598—607)则为一份时效性很强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研究书目，包括一些有关社会、历史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学者、法师的专著与古代的学术性著作。附录二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列出了专论、专著；第二部分为论文和论文集。美中不足的是，这一部分仅列出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研究作品，完全忽视了日本及西方的出版物；而且也局限于对一般佛教及专门的著作与研究，对个案的研究著作和翻译作品举例不够；同样，一些不那么著名的大师和学者很难在此找到。最后，所有的作品都以书名，而不是如预期的那样用作者名字列表，而且罗列也缺乏内在顺序，从而限制了这份参考书目的潜在实用性。

　　在该书中依然存在一些其他疏忽之处，例如参考书目提及的作品在脚注中几乎没有体现。该书同样给人以不重视日期的印象，这由其中许多日期错误即可证，例如，杨文会的去世年份(应为1911而非1912)，太虚的出生年份(应为1989而非1990)^[4]，法海的出生年份(1919而非1921)等等。

　　另一处不足是相较中国大陆而言，台湾和香港的研究内容有失平衡。最后，附录一中对法轮功的形成与发展有所涉及，从西方批评家的角度看，恐怕未免一定程度的误解，即可能会认为法轮功是与现今有关中国传统佛教事务有关的一个新方面。

　　尽管有这些疏漏(其中有些是不容小觑的)，该书依然是佛教学者创新兼具实用之作，对于有志于研究中国近代、当代中国佛教者来说，可作为一本重要的参考书。该书建立在前人成果基础之上，更超越了前文提到的东初作品，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多亏了作者开阔的思维，准确清晰的语言，该书提供了对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一个综合而明晰的介绍，在描述潮流的同时涵盖了学术、哲学、政治的发展。我们关注其内容而非强调其疏漏就是基于坚信它们丝毫未减少这部杰出著作的价值。

　　(原载[德]《亚洲中心期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第47卷第2期[2003]，邓子美校订)

　　注　释：

　　[1]该书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及台北现代禅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页码均以民族出版社版为准。　

　　[2]《中国佛教近代史》，台北东初出版社1974年版。校订者说明：该书仅为两位作者众多的参考资料之一。在取资方面，较准确的评论可见江灿腾《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百年回顾》，载《当代》第188期，台北2003年4月。作者们并无“延续和扩展”释东初该著作的意图。

　　[3]原注——他们先前的研究与著作有：陈兵《世纪之交中国佛教的回顾与展望》(录于《新世纪的宗教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陈兵《新编佛教辞典》，1994；陈兵《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录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997)；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现代化》，1994；邓子美《吴地佛教文化》，1996；邓子美《中兴与嬗变——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及其启示》(录于《闻思》，1997)等。

　　[4]校订者说明：杨文会与太虚的生卒年并无误，评论者可能不了解中国农历与公历的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