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藏文典籍中，有两部分内容占据着重要位置：一类是以大型丛书《甘珠尔》、《丹珠尔》为主的从梵文和汉文翻译编纂而成的佛教典籍；另一类是藏族学者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各种佛教典籍，它们共同构成了藏传佛教的传统文化遗产。而这一文化宝库中的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也在清康熙和乾隆年间分别翻译为蒙文，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对蒙古族信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至于出自藏族学者手笔的佛教论著，历史上被翻译成蒙文的也有不少。这些译著内容丰富，除了佛教文化外，还涉及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其它内容。作者上至赞普、达赖、班禅、班智达、堪布等政界和教派首领，下到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僧人和平民百姓。他们的许多佛教著述，大致从元代开始就逐渐被翻译为蒙古文，并多以手写本或木刻本在蒙古地区的寺院和民间广为流传。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早期译著之一，就是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萨迦格言》，这部著作的蒙译者为苏那木喀喇^[1]。不过，有关译者的生平及事业，迄今不为人们所详知。

　　早期被翻译成蒙文的藏传佛教重要典籍主要有：（据说是）松赞干布著述的《嘛呢噶奔》，译者为扎雅班智达；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译者为萨迦敦都布、莫日根敖德齐、索格奔赛音额尔德尼等；阿旺贡噶索那木的《八思巴传》，译者为格列格那木喀；（据说是）穆赤赞布的《如意愿文》，译者不详；罗桑扎巴的《宗喀巴传》，译者为丹增却达尔等；匈努贝的《青史》，译者不详；桑吉坚赞的《米拉日巴传》，译者为班智达·锡热图却尔吉瓦。 这些藏文佛教典籍被翻译成蒙古文后并广为流传，不但影响了蒙古族信众和读者，而且也影响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尤其对蒙古的历史编纂学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布顿佛教史》^[2]作为藏传佛教著名的佛教典籍之一，是否也有蒙文译本？过去人们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及其相关资料，没有查到它的目录，这说明在中国，或许在国际上，很少有人知道其蒙文译本的存在。意想不到的是，笔者偶然间竟看到，并得到了一部《布顿佛教史》的蒙译文手抄本。下面将对这部手抄本作一评介。

　　《布顿佛教史》书名直译为《显现善逝教善宝谕藏之法源》，横写在封面双线梯型长方框内，书型与长条经文同，每页由两张薄纸对贴，纸淡黄色，规格大致5.2×40.7cm 。正文全部手写，除长方框内左上角第一页，有藏族使用的云头符号外，其余每页正面左上角有宝堆符，正面方框外左侧写有蒙文顺序号，背面框内外没有任何标记。每页上从左至右大约有27行字， 每行约有7个字，似用竹笔书写而成，字迹清晰古朴。译文文本自始至终没有明显空格来表明原文章节和段落的地方。

　　实际上早在1990年，中央民族学院的青年教师青格力先生在校注蒙文版《益希班觉佛教史》时，就曾经参考过这部著名的佛教典籍^[3]。如果说，清代松巴堪布?益希班觉是最早研读过《布顿佛教史》藏文本的蒙古学者的话，那么，青格力先生无疑是当代《布顿佛教史》蒙文译本的最早阅读者之一。

　　笔者把蒙译本与199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根据四川德格印经院木刻本整理出版的藏文《布顿佛教史》^[4]进行对照后，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在个别地方有明显出入，很可能蒙文译本根据的是其它版本，而不是依据德格版来翻译的。譬如，蒙文首页有“敬礼文殊菩萨，向显现善逝教善宝谕藏之法源狮子敬礼。”蒙文16页背后，蒙古语称为“要义部”。蒙文17页背面“不惑八大成就等各种方法，完成四业或施食、烧食、布施等利他事与圆满聚集之类多种方法。为寻找渴望的知识与路途，克服困难，锻造聪慧”。蒙文19页正面有“把典籍译成蒙文呈现给治理者”。蒙文最后一页即74页，正面共31行字，其中后8行有“此教法源流善宝谕藏大贤之光谕由楚浦巴的转世布顿编撰毕，祝愿吉祥！”等文字，但是德格藏文本《布顿佛教史》中都没有这些内容。

　　再看藏文本的有些词句，在这个蒙文译本中也没有。比如：藏文铅印本121页上，单括号内的12行注释文、134页上，单括号内一行注释文在蒙文本中没有。而其它的注释文，蒙文译本中大都存在。另外，在藏文本396页上有“教官古古日柏著《超度愚昧之考察》由桂翻译”、“教官拉格石弥斯著造”等字样，但在蒙文本里没有这些题记。

　　蒙藏文本之间的差异，虽然不太明显而且量不大，但是，还不能由此推断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造成的失误。在与藏文本的对照中，我们发现蒙译本缺少较多的内容。比如蒙译本1到133页，使用蒙文数字标的页码，但其中缺少了第88页。如果不与藏文本对照，读者就不会知道该页的正面和背面的内容。问题还不在于此，更严重的丢失还在后面，即133页之后的内容，又从1开始标页码，并使用藏文无头草体数字，这两部分之间缺少了一大段内容。从藏文内容推测，蒙文至少短缺了35页70面的内容。具体缺少的内容是藏文第二章“成就法渊源”的后半部分、第三章“西藏法渊源”的全部和第四章“译经详记”之前半部分内容。

　　有趣的是对于不衔接的内容，在标记页码时，采用了两种文字的数字，显然是为了加以区别；后面的内容并不是从某一章节或段落开始，而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开始，重新标记了第1页，到全篇结束，共36页72面。所以，这个译文文本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一部一气呵成的作品，也不像出自一人之手。但从文本的整体风格来看，除标记的页码数字不同外，纸张的大小、颜色都是一样的，墨迹、笔体也没有明显差别。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蒙文译本的抄录本，而抄录者见到的有可能是一个缺少中间部分而首尾齐全的本子。当抄录者顺着原本次序抄写至内容缺失的地方时，发现后面的内容明显与前面内容不能衔接，于是为了区别前后不能衔接的这一特点，干脆不照原来的顺序号继续标页码，而是重新起用了另一种顺序号，经这样处理，从整体上看，就显得“天衣无缝”了。

　　在蒙译本中没有留下译者的有关信息。不过，从译文的语言特征和翻译风格来看，可以初步认定译者为西部蒙古人。通过对蒙藏文本的对照研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译者是非常忠实于藏文原著的，由于译文过于重视藏文原文的表达形式，或者说拘泥于藏文的语句结构，而忽略蒙古语的表达习惯来判断，我认为，译文翻译的时间下限不会超过18世纪中叶。也许，由于这个译本在翻译原文书名，或介绍作者时由于缺少画龙点睛之笔，因而造成这个非常有名的佛学大师的名著——《善逝教法源流史圣言宝藏》（简称《布顿佛教史》）译文在蒙古族地区没有能广泛流传和刊刻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蒙译本仍有不少特点，引人注目。兹简述如次：

　　1、译文自始至终采取直译法，在译文中几乎都能找到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字句，甚至连副词也如此。例如：因缘，即为部分补特伽罗和往事等学处而说时，以‘律藏’为主。如对于财物‘不与取’的学处等。“分别抉择佛转法轮之义”。“太子菩萨道：‘驾车童子智浅薄，年轻狂妄未见老，今欲返宫速回车，我为老至何可乐’。”“长老辈用，财具聚集，青年后辈不得直呼老辈之名”等文句。阅读这些蒙文语句之后，我们就会感到从字面理解其本意，的确有些困难，但是附上原文和汉译文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我们理解困难的地方还有对佛教专用名词术语的不熟悉，文字书写的不规范等多种原因。

　　2、对一些佛教名词术语的处理上译文也有独到的地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1）在原文中出现的梵文名称，蒙译基本上忠实原文，并用蒙文阿利噶利字母拼写（个别地方还有用藏文字母拼写的），如人名、鸟名、山名、河名、护法神名、典籍名、物名等。（2）在原文中出现的藏文名称，如果原本是属于印度文化的范畴，一律恢复原始读音，拼写成梵文。如妙吉祥、弥勒、金刚持、独觉、声闻、毗卢遮那、燃灯佛、毗沙门神、世俗、极乐世界、三摩地、禅定、成就、摩哈摩耶，罗睺罗，阎摩敌、夜叉、药叉、邬摩天女、娑罗娑底、不动金刚、须菩提、顶髻、乞化钵、授记、预示、毗舍遮、罗叉、乾闼婆、婆罗树、瑜伽、阿难达、喜瓦拉、龙树、圣天、阿底峡等，包括佛、菩萨、护法神、鬼怪、人、地名和物名。请注意，此处注重的是读音而不是其意义。（3）在原文中出现的藏文名称，除上述情形外，一般不采用音译，而一律意译，这与2中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智慧之心、朝气聚积、年轻至上、拥有非常正直的可汗（实指赤松德赞）、圣超度之部队、隐藏无畏出处、不可缺少的亲朋、妙音盔甲等。倘若不详细琢磨，很难辨别出是人名，有时连作者的名字也被意译得“面目全非”。（4）原文中的有些名称被译成蒙文时，稍远于书面语言，而更贴近日常口语表达。如桥、井、绳索、花、骨灰、城堡、盔甲、补钉、婴儿哭泣、扭脖子、亮天、鼠疫等。（5）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如世亲，前半部分被音译，后半部分被意译。（6）译文在语法上也有其特殊之处，如在使用名词定格附加成分时，不太区分词汇的性质，这种翻译风格使我们自然想起西部蒙古人在《卫拉特法典》^[5]中的某些语言表述方式。

　　3、译文中出现了一些特别词语，很少见于蒙古书面语和口语当中。另外，在该译本中个别词语的译文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比如“预见”和“一切有心思”等词语都有两种译法。在一般情况下，一些常用名词，至少有音译和意译两种形式，这一点在本书人名的处理上尤为突出。译文对方位词“太阳升起的方向”用“日落的方向”来表示，一般习惯理解为东方、西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译文把原文习惯指北方的方位词完全用以指东方的方位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常见的特殊例子。

　　以上我们对蒙译本《布顿佛教史》作了粗浅的介绍，将来还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尽管目前我们对本书译者的姓名、年龄、身份、出生地、求学经历，以及他何时何地因何翻译此书等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但我们应当感谢这位译者，感谢他慧眼识宝，感谢他为藏蒙两个民族的佛教文化交往付出的辛勤劳动。无疑，不知名的译者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同时，还应当感谢那些曾经收藏和研读过这个译本的先辈们，感谢他们生前把它珍藏在身边，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别人间时，特意把它留传给自己信赖的弟子或亲友，使之继续保存和流传，才使这部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传至我们这一时代。

　　如今这本书的珍藏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桑布拉敖力布先生。十多年前，他的同乡、克什克腾旗托利寺庙的僧人拉鲁扎布喇嘛，在晚年时特意将这部书交给他珍藏。拉鲁扎布曾从托利寺经内蒙包头五当昭，再西行至青海塔尔寺学修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塔尔寺度过的。《布顿佛教史》就是拉鲁扎布喇嘛在塔尔寺学修期间，他的上师在晚年时送给他保存的。他们都是蒙古族，精通藏文，会讲母语，但是没有机会系统地学过蒙古文。这一点还说明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本书在他们之前，可能还被其他人收藏过。因为蒙文本《布顿佛教史》中多处保留了被人修改某些词语或删除某些语句的痕迹。例如，第5页正面涂掉的痕迹有15行之多；第34页正面改写和增补的词语至少有8处，其中原抄录者增补1处，其余的部分是其他阅读过本书的僧人所为，并多用托忒蒙文书写；在第57页正面上涂改后重新用托忒蒙文改写的有4行字；第89页背面删除的就有5行字等等。另外，此人至少把原译文中的薄伽梵、比丘、零碎等三个术语从头至尾几呼全部改写过。这些文字的改动，如果不是与塔尔寺两位僧徒属于同时代的人，向珍藏者借阅时留下的笔记，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比他们还要早的珍藏者——一位卫拉特蒙古僧人或者是懂得托忒蒙古文的僧人所为。

　　蒙文本《布顿佛教史》除具有重要的佛学研究价值外，还对蒙古语言学、翻译史以及蒙藏文化关系史等诸多领域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料研究价值。尽管它是一个残本，但其学术价值毫不亚于我国黑城、吐鲁番和蒙古哈剌布罕巴尔噶松废墟中发现的佛教文献价值。最后要感谢我的同事桑布拉敖力布先生，无私地给我借阅了这部珍贵的蒙文手抄本《布顿佛教史》，才有了以上的文字。

　　（本成果系中央民族大学“十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

　　注　释：

　　[1]萨迦·贡噶坚赞（公元1182—1251）著《萨迦格言》又译为《善说宝藏》，蒙文译者也称密咒大师索南戈拉，关于此人生平鲜为人知。其译文曾被八思巴文刻印，上个世纪从我国新疆吐鲁番发现了4张残页，对此先后有1911年芬兰学者兰司铁、1925年美国学者卡特、1959年德国学者海涅什分别予以刊布。1952年由芬兰学者阿搴托首先认定这些残页为蒙译《萨迦格言》。详见照那斯图、斯钦朝格图校注《善说宝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汇集，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

　　[2]该文收藏在《布顿文集》中的第24函末位，有212页。其文集一共有26函，详见《藏文典籍目录》第3册，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现有郭和卿汉译本《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据《藏文典籍目录》载布敦仁钦珠，也叫布敦喀切，曾担任过绰普寺和夏鲁寺住持，还在克什米尔班智达苏玛拉室利尊者前敬聆灌顶、曼荼罗仪轨、开光、护摩等诸多梵文经典并译成藏文。他晚年虽被元朝蒙古朝廷邀请，但以整理藏文典籍为由谢绝前往。

　　[3]松巴堪布·益希班觉著《益希班觉佛教史》，青格力、莫·宝柱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4]据说《布顿佛教史》藏文版有夏鲁版、德格版、扎什伦布版和拉萨版，请参阅乔吉著《蒙古佛教史》第7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卫拉特法典》道润梯步校注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文献中多出现假设性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