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寺院藏书在汉传佛教寺院的兴建和译经活动中初露端倪。大理地区古代寺院藏书也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起。南诏后期、大理国时期，佛教得到了发展，佛经也随之传入大理地区。开元二年（714）南诏遣使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图像，云南始有佛书”。经各个时期的求经、赠经和购经，使大理地区古代寺院藏书在吸收汉文化经籍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寺院藏书特色、体系，与大理古代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共同形成了大理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

　　1、汉文化的传播与吸收

　　大理自南诏始就推崇儒学。《全唐文》卷八十二载高骈《回云南牒》中说：“赐书习读（中略）传周公之礼节，习孔子之诗书。”《南诏野史》载：自贞元年间，南诏派子弟到成都学习。大理国时期由“尚武”转向“尚文”，出现了既读佛经又读儒家书籍的“释儒”阶层，并广求汉文典籍，广泛传播汉文化。明、清更是大理汉文化的繁荣时期。大理古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不断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使大理的汉文化得到了广泛应用和传播，同时也为汉文佛典的进入和大理地区佛教经籍藏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2、佛教寺院的兴建

　　南诏后期由于十分推崇佛教，大量的汉文经籍得到了传播，僧侣成为了南诏上层社会的组成部分，寺院遍于南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1]。公元832年，南诏在赵州建遍知寺；公元836年，南诏建三塔寺。大理国时期，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大理国共23主，其中有8位禅位为僧，一位被废为僧。此时期的僧侣被称为“释儒”或“儒释”，凡科举皆从僧侣中选拔。李京《云南志略》载：“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读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辈。”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也载：“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同时遍建寺院。元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大理地区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可以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为证：“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图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明代大理地区佛教尤其盛行，朝廷维护佛法，设置僧官。大理地区有大理僧纲司居普宁寺，辖57寺1庵；鹤庆府僧纲司住玄化寺，辖15寺1庵；蒙化府僧纲司住等觉寺，辖6寺3庵^[2]。明洪武十九年，朝廷颁发天下各寺张挂圣旨指示：“禁治诸色人等，毋得轻慢佛教，骂詈僧侣，非礼搅扰，违者处官司约束。”这时期鸡足山发展为以寂光寺为首的8大寺71庵。明代永昌诗人张含《苍洱歌》中写到：“叶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鸣钟。”清代诗人吴伟业咏大理地区佛教云：“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大理地区佛教寺院的数量可见一般。大理地区佛教的发展，寺院的不断兴建，客观上为寺院藏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进而推动了大理古代寺院藏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佛教的发展，使大量的汉文经籍在大理地区得到传播。大理地区自南诏始就不断对佛教经籍进行收集，这也是大理地区古代寺院藏书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唐玄宗开元二年（714），“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图像，云南始有佛书”^[3]；“天宝六年十月，筑太和城，因唐赐《金刚经》至，故名金刚城。”^[4]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得六家经疏”，请国老杨自宽为僰人讲疏，又请张钦义大师译经书于长寿寺。^[5]可知唐王朝给南诏的赠书多为佛教书籍；公元829年，“丰祐嵯巅遂入寇，以蜀卒为向导，袭陷邛、戎，引兵入成都，取诸经籍而还”^[6]，南诏军队四出攻掠，其所掠书籍中必有佛籍。大理国时期，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段正淳使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7]高宗绍兴六年（1136），“大理国献象及马五百匹，而赐书劳遣之”^[8]；宁宗庆元六年（1207）段智廉“派人入宋求《大藏经》，凡一千四百六十五部，至五华楼”^[9]；据《桂海虞衡志》载：乾道癸巳九年（1173）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到横山议市马，购《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等佛经，同时大理商人将所购书籍列成清单，直接向邕州官府索购，邕州官府也只好照书单所列，“将《文选》及医、释等书，厚遣之而不敢上闻也”^[10]。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朝廷向云南赠《大藏经》藏筇竹寺并转阅祝圣寺，共计约6010卷808册。明代，据《滇载记》云：“大理赵州有名僧董伽大师，洪武间游南都，太祖召对，颁赠法藏，并敕建法藏寺。”此《南藏》现有6331卷，842册；此外，明万历十四年（1586）又颁赐《北藏》，现存约2000册^[11]；另大理凤仪北汤天村《法藏寺碑》载：“今之法藏乃赵州知州段信苴样，清平老比丘并杨善等，前来钱塘印造三乘大藏之经文，置于本州大华藏寺，至大明圣世洪武壬戌（1382）春，救得二千许卷安于石洞。予等前法滇池，于太慈、圆通二寺之中，请的五千余卷，捋来本郡，合为一藏。洪武三十五年（1392）命工起兹藏殿，以经置之。”此经现存3000余卷。此外鸡足山自佛教兴起后，高僧辈出，积累了大量佛教经典，明代也是大理地区佛教寺院藏经最多的时代。据李仙根《鸡足山藏经记》载：万历十四年九月，明皇太后命工刊印《续藏经》41函，并旧刻《藏经》637函，颁赐华严寺；天启四年，又赐颁《藏经》于悉檀寺；加上僧人到浙江、江苏一带募来的《正藏》，一次驮回6760卷。另据《宾川县志》载：“明万历十年（1582）颁《藏经》1部，藏华严寺华严阁；万历十七年（1589）颁《北藏》1部，藏大觉寺二观楼；万历二十六年（1598）颁《北藏》1部，藏放光寺御藏阁；天启四年（1624）颁藏经1部，藏悉檀寺法云阁；崇祯十四年（1641）又请《嘉兴藏》1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赐祝圣寺《龙藏》1部，共1670部，7167卷，藏华亭寺藏经楼。可见大理地区古代各个时期对汉文佛经的收藏非常重视，数量也是很可观的。

　　1、南诏大理国时期，以写本佛经为主

　　大理古代寺院藏书除向内地广集佛经外，随着佛经收藏数量的增多，大理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具有晋人笔意的本地写经。南诏世隆时写《金刚经》一部：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大理国将抄写的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献给南宋王朝^[12]；郑氏大长和国之时，郑买嗣（923）令僧智照写《封民三宝记》^[13]。据《桂海虞衡志》载：当时的大理国“其人皆有礼仪，擎诵佛经，碧纸金银字相间。邕人得《大悲经》，称为坦绰赵般若宗祈禳目疾而书。”说明大理国时期写本佛经书籍作为商品流入了邕州地区；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载：“玄凝宗师日以写经为课，笔法尝如神助挥洒，须臾便能累纸坐化之日，计其平生手书藏经多至万卷。”《滇载记》载：“无言和尚曾书大般若经千余卷。”1956年大理凤仪北汤天村共发现南诏大理国写经计20余册。

　　2、元明清佛教藏书以刻本为主

　　元明清佛教藏书除内地刻本外，大理也出现了不少刻经。大理古代刻经最早的木刻本是大理国兴智时期（1251）的《佛说长寿命经》。元代民间仍崇信佛教，寺院盛行刻经。从凤仪北汤天村发现的佛经中，属于元代和明初大理刻本佛经有280多册，其中80卷本《华严经》内刻有“感通寺玉龙山比丘镜心舍财刊印”、“苍山僧人赵庆刊”等牌子和字样，另还刻有《金光明经》。1981年佛图塔出土佛经大部分为元代刻本，《慈悲道场忏法经》并有“苍山僧人赵庆刊”；《般若真言》上也有“和时村（中略）滇南僧梵庵谨志书经，苍山李惠刊印，大理僧大师杨胜”；《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有“施主杜榆城隆造”题记。另元代释自周刻《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所用纸为鹤庆白棉纸，并经入璜加工，是一人手书上版的“写刻”，可见元代大理地区佛教寺院刻印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清代康熙三十五年大理有刻经《千佛名经》。

　　3、对佛经庋藏与流通的重视

　　随着佛教寺院的兴建，佛教经籍的增多，就要求对佛经进行庋藏和流通。对佛经的收藏，古代大理地区建有专门的藏经楼：大理国时期就建有“五华楼”藏大藏经；后历代各寺院均建有藏经楼，其中明清建楼最多，而以鸡足山寺院建藏书楼为最盛，有华严寺华严阁、大觉寺二观楼、放光寺御藏阁、悉檀寺法云阁、祝圣寺藏经楼等。在寺院藏经中，大理的一些高僧大德为重要的佛典写下了疏注。南诏大理国时期就出现了许多字体有晋人笔意、装帧精美并有白文注疏的写经，如《护国司南抄》残卷、《大般若波罗蜜经》等，同时出现了许多抄写经籍。据《僰古通浅述》载：“世隆以所得金银、钱粮写《金刚经》一部。”又载：“拜李贤者为国师，建佛顶、莲宗、传心三寺，用罗写金字藏经一部。”随着写本佛经的增多，出现了刻经，据凤仪北汤天村出土佛经统计，大理古代刻印的佛经，元明时期约280多册，其中以《华严经》为最。据筇竹寺《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记：李氏子于公元1255年到内地游学，历15载，回滇以后以俗为讲，“以僰人之言”讲《维摩经》等20余年，这为佛经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大理古代寺院藏书除注重庋藏外，还注重其流通。

　　1、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

　　大理地区古代藏书，无论是官府藏书还是私人藏书数量都很少，只有寺院藏书数量居多，且大理地区古代保存下来的书籍中佛经数量是较多的一类，这主要归功于寺院对经书的庋藏与流通。大理府赵州法藏寺住持僧钦赐红阿叱哩不动喇嘛董贤，他在洪武十五年抢救了被明军毁余的2000余卷元钱塘刊印的《大藏经》，后又发愿由昆明大悲、圆通两寺搜集5000余卷合为一藏；明鸡足山僧人募经，一次驮回6760卷。现大理古代寺院藏书有法藏寺存经3000余卷；三塔出土经卷完整的写经4件；佛图塔出土经卷40余卷。另鸡足山存经：祝圣寺一藏、华严寺一藏（残缺）、寂光寺一藏（《续藏》）、悉檀寺半藏。这些藏经对研究大理古代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大理古代白文注疏的写经在全国收藏的写本佛经中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所以大理凤仪北汤天村经卷的发现被史学界誉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

　　2、推动了大理古代文化的发展

　　寺院藏书作为寺庙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特别是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寺院起到学校的作用，僧侣也是老师，既教儒学也教佛典，对社会起到了普及教育的作用，这对推进大理古代文化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大理国人好礼恭敬闻名天下，“其人皆有礼义，敬诵佛书”，一大批文人墨客和文献典籍载入史册。大理国时期的《大理国梵像卷》就是中华民族12世纪优秀的美术巨作之一。大理之所以成为名符其实的“文献名邦”，这与早期寺院对文献的庋藏、流通和寺院对社会的教育普及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3、促进了与内地佛教文化的交流

　　寺院藏书多是汉文经籍，一些内地佛经传入大理地区，同时大理地区的一些佛经也流向内地，在不断的佛经流通中，一方面使大理地区古代佛教事业得到发展，藏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理地区写经、刻经事业得到发展，大理的一些高僧大德也云游内地，并带回中原的一些先进文化，“以僰人之言为书”。鸡足山鼎盛时期寺院林立，全山共有490多所寺、庵、殿、堂，僧人近3000人，成为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正是与汉地佛教文化交流的结果。

　　参考文献及注释：

　　[1]李缵绪、杨应新主编《白族文化大观》，页166，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2]　颜思久著《云南宗教概况》，页80，云南科技出版社，1991年。

　　[3]元·李京《云南志略》，页78（载《南诏史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1981.10）。

　　[4]《僰古通纪浅述校注》页41，尤中校注，1989版。

　　[5]同[4]，页61。

　　[6]明·李元阳《云南通志》，页61（载《南诏史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1981.10）。

　　[7]同[6]，页51。

　　[8]《宋史·诸志》，页500（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方国瑜主编，1998版）。

　　[9]明·阮元声《南诏野史》页23（载《南诏史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1981.10）。

　　[10]同[8]，页501。

　　[11]　李国文编　《通向彼岸的桥梁——云南民族宗教信仰》页79，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2][13]李东红著《大理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研究》页90，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