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今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日本友人额贺章友先生特地撰写《中日佛教交流战后五十年史》一书，在日本《中外日报》上连载，深情回顾了两国佛教界高僧大德冲破重重阻力，推进中日友好事业的感人事迹。今年5月又值赵朴初会长逝世两周年，为了纪念先德、不忘历史，缅怀两国佛教界先贤筚路蓝缕、开创和平友好事业的殊胜因缘，现将该书的“前言”和第一部分“佛像渡日”译出，以飨读者。

　　今年是战后中日佛教交流恢复50周年。

　　从战争结束，到中日两国政府恢复邦交、签订和平条约，曾经存在众多障碍与困难。在相当长时期内，两国关系都处在不透明的状态中。在当时极端闭塞的状况中，是两国佛教徒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开了一条民间交流的渠道。

　　战争期间，大批中国劳工被强行带到日本，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折磨至死。这些死难者遗骨，战后仍然遗散在山野之间。了解到这一惨痛现状后，日本佛教界有识之士联合留日华侨总会及各友好团体赴秋田县花冈矿山等地，进行情况调查并开始收集遗骨。

　　佛教界率先为收集到的遗骨举行庄严的慰灵法会，并积极呼吁政府将这些遗骨送还中国。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新中国政权采取敌视态度，甚至反对佛教界的人道行为，并对佛教徒收集遗骨的行动进行了严格的监视。

　　众多佛教界先贤不顾周围的诽谤中伤，挺身而出，克服种种困难，为遇难劳工遗骨的收集、慰灵、送还奔走十余年。

　　1953年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佛教界代表委托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向日本佛教界赠送了祝愿和平和友好的佛像。以这尊佛像到达日本为契机，中日两国佛教界在战后首次建立了联系。

　　第二年，在日遇难劳工遗骨终于得以送还中国。第一次遗骨送还团中的四名日本佛教徒，拜访了位于北京广济寺内的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佛教协会对日本佛教界克服困难，不遗余力收集、送还中国劳工遇难者遗骨，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日本佛教代表对战争时期日本给中国造成的莫大损害、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莫大苦难表示忏悔，并对赠送表示友好的佛像表达了谢意。两国佛教徒得以敞开胸襟坦诚交流，在战后实属首次。从此以后，中日两国佛教徒之间的交流与互访日益频繁起来。

　　经历了无数的迂回曲折，1972年中日邦交终于实现了正常化。此时距两国佛教界开展交流，已经过了20个年头。

　　在中日佛教交流的草创时期，日本方面的主要交流窗口只有“宗恳”（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和“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京都）两个。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日本各宗派都成立了日中友好团体，双方的交流更趋广泛活跃。

　　回顾战后中日佛教交流的轨迹，不能忘记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先生的伟大功绩。在两国邦交尚未恢复的艰难日子里，赵朴初先生与日本佛教各宗派先贤、长老的相知与交流，奠定了战后中日佛教交流的基础。赵朴初先生为日本各宗派在中国祖庭的重建与复兴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协作，各宗派的圣地都建起了祖师纪念堂或本堂，两国佛教也因之进一步加强了联系的纽带。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年份，我谨尝试总结中日佛教交流战后五十年的发展轨迹，以缅怀众多先贤为两国和平友好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这里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中间遮着白布的小桌上安奉着一尊佛像。十四五个人围绕佛像或坐或站，其中还有三四个人身着僧衣。因年代已久，照片已略微泛白。

　　这些人和这尊佛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话题还要回到十年前。1992年5月，“宗恳”迎来了创立二十五周年。我们邀请了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夫妇、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金章树先生，以及东京华侨总会、日中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佛教各宗派代表等来宾，在日中友好会馆隆重举行了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

　　祝贺仪式结束回到饭店后，赵朴初先生与“宗恳”干部一起，无拘无束地交谈，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就在那个时候，赵朴初先生象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在座的大家：“四十年前，中国佛教协会赠给日本佛教界的那尊佛像，现在在哪儿呢？”当时说的四十年前，就是中日佛教交流初创时期，也就是“宗恳”成立之前的事情了。在座的“宗恳”干部，当时谁都没能回答出来。

　　赵朴初先生所问到的佛像，是怎样赠给日本佛教界的呢？其中还有这样的一段原委。

　　1952年的亚洲，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刚刚签订，但美苏依然对立。在这种情势下，为了商讨亚洲的和平，防止战争，1952年10月于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有37个国家的344名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有17个国家的佛教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中国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17人代表团，其中佛教代表有圆瑛法师、赵朴初先生、明旸法师三名。日本方面，本来准备派出松本治一郎等40人的代表团出席，但由于政府拒绝发给签证而未能成行。

　　但是，南博（一桥大学教授）、中村歌石卫门、龟田东伍（日本和平委员会）、樱井英雄（巴商事代表）等各界代表13人，或经由欧洲，或经其它渠道转道北京出席了会议。

　　中国佛教协会一直期待着日本佛教徒与会，对此结果表示十分遗憾。为了向日本佛教徒转达中国佛教徒爱好和平、希望友好的心意，决定委托与会日本代表向日本佛教界赠送一尊佛像。关于当时中方的心情，赵朴初先生是这样说的：

　　“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交流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种交流，但是，我们中国佛教界希望，能早日恢复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重新构筑和平与友好的关系。为了表达我们的这种心意，特地委托日本代表向日本佛教界赠送了佛像。”（《宗恳》杂志1992年10月号）

　　这尊佛像托付给了南博和樱井英雄二人。南博在会议结束后，经苏联、欧洲于11月18日回国；樱井英雄护持佛像于12月5日回到了日本。

　　关于这尊中国赠送的佛像，在当时的新闻媒体均未找到相关报道。唯一能找到的纪录，是妹尾义郎（当时的日中友好协会理事）日记中有关佛像的部分，现特摘录如下：

　　“昨晚，从北京和平会议归来的南博举行了会议情况说明会，（中间部分略）中国佛教代表对日本佛教代表未能出席感到遗憾，并赠送了精美的佛像作为礼物。（以下部分略）”（妹尾义郎日记1952年11月19日）

　　对日本佛教界来说，如何接受中国赠送的佛像，成了个大问题。“全日本佛教会”（简称“全佛”）当然应该是接受佛像的最佳单位，但是，当时的“全佛”不愿意与中国（中共）有牵连，因此，佛教徒中的有志之士聚集在一起，进行了商议。关于这件事，妹尾日记中也有记载：

　　“（以前部分略）樱井英雄明天就要从北京回来。晚上，大家在壬生先生寺庙里，讨论了如何接受他带回来的中国佛教徒赠送的佛像的事情。来马师、壬生、松泽先生夫妻、李、松井、滨田、森内、吉田、渡边、松浦等诸君，以及三名学生参加了聚会。（以下部分略）”（妹尾义郎日记1952年12月4日）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数次开会商议的结果，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赠送佛像奉迎准备委员会”，来马琢道（曹洞宗）、妹尾义郎（日中友好协会）、中山理理（真宗大谷派）、壬生照顺（天台宗）、柳宗默（临济宗）等诸师被选为委员会的代表。

　　关于这尊佛像的正式接受仪式，于1953年1月12日在东京的京桥公会堂举行，共有二百多人出席。受托带回佛像的南、樱井二人因故未能出席，烟中政春（日本和平委员会事务局长）作为代理参加了仪式，将佛像亲手交给了佛像奉迎准备委员会的代表（来马琢道等四人）。

　　这尊佛像应该安置在何处，准备委员会也商讨过多次，后来就暂时安置在了代代木的新生活会馆。

　　接受佛像后，佛像奉迎准备委员会决定给中国佛教协会回函致谢，转达友好之意。信中表达了日本佛教徒如何接受中国赠送的佛像、今后如何进行两国佛教徒之间的友好交流。当时，适逢号称“归国三团体”的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的代表，为了与中方讨论在华日本人的归国问题，于1953年1月26日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前往中国，遂决定委托该代表团将信送至中国佛教协会。

　　以下是该信全文，信的最后，由奉迎准备委员会的五名代表签名。

爱好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佛教协会各位大德：

　　去年秋天贵会托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南博氏转赐我们日本佛教徒的佛像，去年末由樱井英雄氏带到日本，今年的1月12日，热爱和平的文化人、工人、宗教家等在东京召开的和平新年大会上，才正式送交我们。当时的送交仪式，感动了全场的出席者。

　　佛像非常精美。而且，当我们想到这件赠品所包含的贵会的和平与友好的精神时，更不禁铭感万分。回想日本佛教徒在过去的战争期间，没有勇敢地依照佛教的和平精神挺身而出努力防止战争，以至使贵国受到重大的损失，我们谨表示衷心的忏悔。

　　我们本来准备出席去年秋天的和平会议，也能向各位当面谢罪，发誓在今后的和平运动中互相协助，共同努力。但不幸的是，我们没能得到政府的签证，错失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这时接到了贵会作为和平象征的神圣赠品，对我们日本佛教徒来说，正是加强和平精神的佛天所赐的至上指示，由此我们更一新忏悔精进之心，遵照这神圣的指示，结合全体佛教徒，会同全国各阶层大众，在近期举行盛大的奉迎佛像大会，藉此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亲善添加不可动摇的支柱，并计划开展更加广泛的和平运动。我们还将建立一座和平寺院或者和平会馆，安置贵会所赠佛像，并把它作为今后和平运动的中心据点。

　　但是，正视时局，非民主主义的反动攻势正在高涨，战争危机还不易消除，因此，我们佛教徒更深切地感到对世界和平和解放运动应负担的责任是十分艰巨。所以我们衷心希望今后与贵国佛教界各位大德密切联系，加深法谊，互相协助，努力发扬光大佛教精神，献身于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事业。

　　我们也非常希望得到拜访贵国的机会，亲接各位大德的謦欬，并拜谢这次赐赠佛像。

　　在此还有一事奉告，即战争时期在我国内惨死的贵国同胞遗骨，我们曾与留日华侨共同举行过追悼法会，并决定在今春再举行一次更盛大的法事，呼吁政府尽快把遗骨送还贵国。这是无可宽恕的罪责，我们从心底里向你们告罪。

　　这封信是托访问贵国的日本代表团（为留华日侨归国问题而去的）带去的。诸位可以从他们那里详细听取日本佛教的实际情况，也希望能通过他们把贵国佛教界的情况转告给我们。

　　在此谨祝贵国和贵会吉祥纳福。

　　中国佛教协会寄赠佛像奉迎筹备委员会代表

　　来马琢道（代笔）、妹尾义郎（签字）、中山理理（签字）、壬生照顺（签字）、柳宗默（签字）合掌九拜。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国佛教协会在收到这封信后，高度评价了日本佛教徒对和平和友好的真挚愿望，并将来信全文刊登在中国佛教协会会刊《现代佛学》1953年2月号上。

　　话题还回到赵朴初会长询问佛像所在的事情上。如前所述，在场的人都回答不上来，而且，佛像来到日本是四十年前的事，世代变迁，当事人也都已作古，曾经在代代木新生活会馆临时安奉的佛像，到底在哪儿呢？终于，我们在妹尾义郎日记中找到了一点线索，特引用如下：

　　“下午一时，为花冈事件及中国俘虏殉难者举行的慰灵法会在浅草本愿寺举行。（中略）中国赠送的佛像安放在法会会场。”（妹尾义郎日记1953年4月1日）

　　可见，为了举行法会，佛像从代代木的新生活会馆被移到了浅草本愿寺。那么，法会以后，佛像是被送回了新生活会馆，还是到了别处呢？我们在《中外日报》（1953年4月18日）找到了题为“银座三笠会馆举行了中国佛像报告会”的报道。平野义太郎（在华同胞归国问题磋商会副团长）访问中国归来，佛像奉迎委员会的来马琢道、中山理理、菅原惠庆、壬生照顺等人专门邀请他于4月14日召开了这个“报告会”。在报告会上，平野介绍说，“在北京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见到了巨赞法师，并将佛像奉迎委员会的信函正式转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该报道中还提到，“奉迎委员会经过开会商议，决定同意菅原惠庆的提案，将临时安置在浅草枣寺的佛像，送到台东区永住町华藏院（善光寺别院，住职为壬生照顺）正式供奉。”

　　由此可知，在法会后，佛像又从本愿寺移到附近的枣寺，然后又经专门会议商定，才最后移到华藏院供奉的。那么，在那之后的四十年中，佛像果真一直在华藏院吗？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又专程走访了华藏院。壬生照顺住职早已辞世，是壬生夫人满子女士接待了我。当我问到佛像的事时，夫人回答，中国赠送的佛像，的确是一直供奉在本堂的最里边，并马上带我来到后堂。我细看时，那是一尊药师如来坐像，佛身镀金，约25厘米高，在暗淡光线下，仍熠熠发光。

　　这，就是四十年前跨越两千公里大海来到日本的药师如来，也是饱含中国佛教徒和平、友好愿望的金色使者。在赵朴初先生问起下落以后，我们查阅了各种资料和纪录，询问了众多的知情人士，前后经历了四个月，今天终于见到了它。面对佛像，我不由得合掌、礼拜，心中感慨万千。

　　当问及是否还有与这尊佛像有关的纪录或资料时，满子夫人从堆积的众多资料当中，终于找出了一张照片，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张已经发旧的老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照片，已经无从查证，估计是在佛像安奉仪式之后拍摄的纪念照。壬生照顺、中浓教笃、妹尾义郎、菅原惠庆、中山理理等等，当时为了收集、送还中国人殉难者遗骨而奔走呼吁的容颜仍依稀可辨。

　　满子夫人讲到，赵朴初先生曾多次到访华藏院，其中有一次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1963年，赵朴初先生为参加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纪念活动来到日本，并突然来到了华藏院。因为很仓促，也没有准备什么，就给客人送上了新采的茶（宇治玉露）。从茶叶故乡来的中国客人，直夸这茶叶好，连用了两杯，还尝了我送上的点心（紫野）。”（原载1985年《风月同天》）

　　现在，赵朴初先生和满子夫人也都已辞世。但是金色的药师如来，仍然被供奉在华藏院，守护着中日两国的友好与和平。

　　附记：本文作者额贺章友先生，历任立正佼成会佼成出版社新闻编辑部长、杂志编辑部长、出版部长。1960年代初期开始参加中日友好运动至今。负责编著《“宗恳”三十年史》（1999年发行）、《WCRP（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三十年史》（2000年发行）。现任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常任理事、日中友好协会会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员、日本记者俱乐部特别赞助会员、WCRP广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