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革新成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禅宗六位祖师各人的遭遇便是最好的证明。初祖达摩来华见梁武帝，话不投机^[72]，而“一苇渡江”^[73]，说明达摩“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不为上流社会所容纳。达摩遂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74]这说明达摩之“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无法为普通民众所接受^[75]。达摩传教时，时常受到“取相存见之流”的讥谤，只得到道育、惠可等少数人的认同^[76]。又据《历代法宝记》记载，达摩先后六次被义学沙门下毒，第六次终于中毒身亡。“时魏有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于食中着毒饷大师。大师食讫，索盘吐蛇一升。又食着毒再饷，大师取食讫，于大盘石上坐，毒出石裂。前后六度毒。大师告诸弟子：‘我来本为传法，今既得人厌，久住何益？’遂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语惠可：‘我缘此毒，汝亦不免此难，至第六代传法者，命如悬丝。’言毕遂因毒而终。”^[77]所有这一切说明，达摩来华的时代，中国佛教界流行“讲授”（佛法的讲解传授），亦即流行教理的研究，因此达摩所传不立文字的禅法，不仅受到义学沙门的“讥谤”，更因达摩的主张对义学沙门形成直接的挑战，甚至他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

　　二祖慧可虽是中国人，跟达摩学禅之前已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但自接了达摩的法，他便成了不受欢迎的禅师。《续高僧传》说：“一时令望咸共非之。”^[78]当他开始传法时，便受到迫害，甚至有生命之忧。虽然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撰成的《传灯录》中有“断臂求法”、“乞师安心”之生动描述^[79]，而三四百年前的《续高僧传》则明确记载，慧可的手臂为贼人所砍，“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斫处，血断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80]所谓“贼人”是谁，文中没有说明，但据《续高僧传》的记载，慧可受到道恒等“滞文之徒”的迫害，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义学沙门对慧可的憎恨^[81]。在这种环境下，据杜朏《传法宝记》记载，三祖僧璨只能过“息其言语”、“法匠潜运，学徒默修”、“行无辙迹，动无彰记”的隐居生活^[82]。

　　四祖道信一改以往的传教方式，“择地而居，营宇立像”；而五祖弘忍更是“法门大启，根机不择”^[83]。禅法因此大兴，“十余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84]在义学极为兴盛的时代，他们的弟子、信众纷纷归投不立文字的禅宗门下，义学沙门一时无法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是可以理解的。更令禅宗内部义学沙门难以理解的是，五祖弘忍并未将衣钵传给禅宗内部义学沙门总代表——神秀^[85]，而是付法给了“目不识丁”、“随众作务”的卖柴郎——惠能，这实在叫禅宗内部义学沙门难以忍受！五祖弘忍深知其理，只能半夜悄悄将法传给惠能后，立即让惠能南逃^[86]。据《坛经》记载，在南逃中，惠能曾两次受到死亡的威胁。第一次是陈惠顺追杀惠能^[87]，第二次是张行昌行刺惠能^[88]。惠能为了避免被加害，在猎人中间隐藏了十五年才出来弘法。传说惠能去世后，这种对抗仍在继续。据《神会语录》记载，北宗以磨损、改造惠能碑铭的方式，来打击南禅^[89]。同时惠能的弟子神会被捕下狱，“三度几死”^[90]。反观义学沙门代表神秀等际遇却大不一样，虽然五祖付法给了惠能，但当时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这可以从朝廷的反应看出。当时朝野把神秀推为六祖，普寂则被尊为七祖。这在唐圭峰宗密《圆觉经大疏钞》有明文记载：“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91]可见当时义学沙门势力之强盛、影响之大。

　　然而，正如洪修平、孙亦平所说：“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每一次新的突破，都是人类革新意识涌动之结果，当这种意识符合于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迎合了人们的精神需要，它就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92]同样，惠能之南禅以不立文字为武器，在修持上反对公式化的修行模式，主张寄禅法于日常生活之中；反对形式化的受戒仪规，主张“无相戒”之心戒；在教义上反对经院化的繁琐义理研究，宣扬关注现实人生的佛法。如此，惠能终于完成了对隋唐以来佛教弊端进行的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因而成为继龙树以来成功地回归到佛陀创教本怀上的第二人。惠能的这种改革，契合佛陀之本怀，符合中国之国情，代表了佛教发展的方向，因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惠能因而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伟人；他所开创的南宗自然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各宗派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派。

　　自从惠能以“不立文字”为武器，成功地回归到佛陀创教本怀上以来，整整一千三百年过去了。其间，祖师大德们依据佛陀创教本怀，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众生根机，形成了各具风格的修持弘法方式，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逐渐成为佛教的优良传统，理应继承。然而，如果有人因此而执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为亘古不变，对一切众生都适用，就完全违背了佛陀契理契机的原则。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三十年，整个社会形态的飞速发展，超过了过去五千年的总和。换句话说，过去佛教发展的形态之所以可以重复，是因为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在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因此，为了使佛教与时俱进，在继承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佛教优良传统的同时，理应突破宗派佛教、祖师佛教或大德佛教的窠臼，针对当今社会和现代人的实际需求，诠释佛法，积极运用佛法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以期促成佛教的第三次回归——回归到释迦牟尼佛以人为本的创教本怀上去。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回归虽然势在必行，却是一项极其复杂、漫长而艰辛的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这项划时代的工程。

　　注　释：

　　[72]《景德传灯录》，T51.219ab。

　　[73]《传光录》，T82.376c。

　　[74]《景德传灯录》，T51.219b3—5。

　　[75]T51.180c。

　　[76]《楞伽师资记》，T85.1285a3。

　　[77]《历代法宝记》，T51.180c26—181a4。

　　[78]T50.552a。

　　[79]《景德传灯录》，T51.219b。

　　[80]《续高僧传》， T50.552b22—24；参见《北山录》，T52.612b9—10；《镡津文集》，T52.722a2—4。

　　[81]“释僧可，一名慧可……后以天平之初（534），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滞文之徒，是非纷举。时有道恒禅师，先有定学，王（匡）宗邺下，徒侣千计。承可说法情事无寄，谓是魔语，乃遣众中通明者来殄可门。既至闻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怀，无心返告。恒又重唤，亦不闻命。相从多使，皆无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尔许功夫开汝眼目，何因致此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师故邪耳。’恒遂深恨，谤恼于可，货赇俗府，非理屠害。初无一恨，几其至死，恒众庆快。遂使了本者绝学浮华，谤讟者操刀自拟。始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怀；海迹蹄滢，浅深斯在。可乃纵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或因情事，澄汰恒抱，写割烦芜。”《续高僧传》，T50.551c27—552a23；参见《历代三宝记》，T51.181b。

　　[82]参见杨惠南（1995）《禅史与禅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P.73—74。

　　[83]参见《续高僧传》，T50.606b；《历代三宝记》，T51.181c—182a。

　　[84]参见杨惠南（1995）《禅史与禅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P.74。

　　[85]据唐朝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神秀在皈依佛门之前，对于“老庄玄旨，书易大义，三乘经论，四分律仪，说通训诂”等等内外之学，已经无不通达（《全唐文》，Vol.231，P.1）。神秀的学养受到了弘忍的器重，在弘忍座下是“上座”（首席弟子），是“教授师”（帮助弘忍讲解的法师）；神秀的师兄弟们也都拥护他，以为只有他才有资格得到弘忍的付法。（T49.337b）从朝廷来说，神秀也受到了礼敬。张说在“大通禅师碑铭”中说，神秀被推崇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两京”为长安与洛阳；“三帝”为武则天、唐中宗和唐睿宗。）弘忍本人屈服于当时义学沙门的势力，也多次公开表示：“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赞美惠能“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却夸奖神秀“佛日重辉，心灯重照”。（《楞伽师资记》，T85.1289c）

　　[86]“五祖夜知三更，唤惠能堂内，说《金刚经》，惠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汝为六代，祖衣将为信，禀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登时，便悟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去，在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汝悟无别。辞违已了，便发向南，两月中间至大庚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头惠能，夺于法。”《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T48.338a15—25。

　　[87]“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犯着。”《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T48.338a25—28；参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T48.349a28—349b26。

　　[88]“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T48.359a2—12。

　　[89]胡适校《神会和尚遗集》，第288—298页。

　　[90]《圆觉经大疏钞》，引见《续藏》第14册，第553页下。

　　[91]《续藏》第14册，第553页下。

　　[92]洪修平、孙亦平（1998）《惠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P.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