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生活方式，特别是精神情态和个性特点的形成，都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与其社会阅历及其对生命的体验密切相关的。信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主导性因素，若想弄清其信仰价值取向，必须了解信仰者生活的全部，即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物质与精神领域的真实状况和期求。为此，我针对不同生存环境中的佛教信仰者，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作为“社会性社会弱者”四个具体社会群体之一，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佛教信仰，是我调查的重点^[1]。

　　从社会学角度看，生活状况是指生活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对一定个体或群体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生活的客观条件是指生活的物质条件，主要受到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生活的主观条件是指生活的非物质条件，即精神条件，主要受到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个人或群体的生活价值观的制约。生活状况是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状况的统一体，它应该是全面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而考察两者相结合的综合指标，就是要考察人们面对外部压力的物质和精神承载力^[2]。这种承载力的强弱，应有真实的“情感”表现。从社会行为心理学角度分析，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所持态度的体验形式及相应的行为表现形式，是与有机体的社会需要相联系的态度体验，常以内心体验形式存在；又与人独特的情绪表现（如喜、怒、哀、乐、悲、惧等）密切相关。基于此产生的生理的、心理的表现形式，可以反映出人的价值观念与追求，无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都有一定的社会性、层次性^[3]。这种情感基本上反映出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信仰价值取向。个体的情感变化，为我们观察、探讨相关群体的生活状况，特别是信仰追求，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而本文主人公的生活状况与情感变化，为我们研究城市社会性弱者群体信仰价值取向提供了借鉴——这也是我行文结构的依据。

　　她，初中毕业，52岁，原是上海市某塑料厂工人。1966年开始工作，1995年下岗，1998年皈依佛教。她外向、直率、热情、善良，富有激情，颇善言辞，但也表现出固执、冲动、忧郁、脆弱，自称处于更年期。她把我引为“道友”，多次声泪俱下的诉说，使我对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以她为中心的学佛小组有20多人，大多是下岗女工。而在我追踪调查的信徒中，年龄在50岁左右的女教徒基本是近几年下岗后信仰佛教的，虽然各有不同的生活环境，但也有相近的情感和心理倾向。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材料，我依照她的原话作些精简与梳理，以期大家了解城市下岗工人的精神状态和信仰的心路历程。

　　（一）家庭。祖籍浙江宁波。父母亲解放前到上海当童工。母亲共生育13个子女，解放前去世5个，活着的8个中，她排行第五。母亲曾多次卖血养活孩子。解放后，生活有了不断改善，但是她出嫁前全家人一直挤住在只有15平方米的旧房里，父母亲一直住到1994年去世。基于“嫁人要嫁解放军”的理想，1975年与是转业军人的丈夫结婚。婆家原7口人挤住在11平方米的小屋内，婚后单位又给增加13平方米。一开始夫妻二人住在11平方米的房子，不久就被3个小叔子赶出来，而且都被打得昏死过去，只好挤住到丈夫单位的集体宿舍。当时她已怀孕。在怀孕8个月时又患肝炎、高血压等病，因婆婆是精神病患者，就全靠母亲照顾。几经周折，丈夫单位空出一间堆放杂货的旧房让住，但每月要交15元（后来涨到45元）房租费。当时夫妻工资分别是42、36元。1979年初，为向单位要房子，把不到3岁的女儿丢在派出所3个多月，后来分到了10平方米的旧房，夫妻俩至今还住在这里。“我结婚后一直不断地流浪，没有个像样的家。命太苦了！”

　　（二）工作。初中毕业后，到上海某橡胶塑料制品厂上班。当时正值“文革”。自己拼命干活，多次获得“劳动积极分子”、“质量先进个人”等，还当过小组长。曾是工厂篮球队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获得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等荣誉。1979年调入某塑料厂，至下岗。工厂因效益不好，被一私营企业兼并。现在，每月从银行领取约600元各类补助，与工厂没有任何联系。丈夫是某造船厂工人，有1000多元工资。因此，她的家庭不算贫困户。

　　（三）下岗之后。她经历了不满、焦虑的过程。认为，自己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强，是社会的骨干，但被社会抛弃了。工厂倒闭是“社会腐败造成的”。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却没有出路，挣不到钱。过去是无理寸步难行，现在是无钱寸步难行。有钱的人住在市中心，而无钱的人被赶到郊区。平常最看不惯有钱有势的人欺负人。同情农民，看不惯管理人员专门欺负外地民工，觉得“太不公平！”下岗前，父母亲先后去世。他们临死时非常痛苦的样子，使她老作恶梦。娘家一直是“避难所”。下岗后，女儿也出嫁了，夫妻又交流不多，因而十分孤独。更年期反应强烈，整天烦躁不安，睡不好觉。患了脑供血不足病。觉得无依无靠，十分苦闷、焦虑。下岗后只报销过一次药费，已有3000多元无法报销。患病不敢吃药。后来街道一位女医生劝她练香功。看过不少香功的书和录像带子。期间有人劝她练法轮功，说“有神通才能病好”。也有人劝她去江西庐山某寺，说有一位尼姑有神通。练功后，心情、身体都有不少变化。有一次，还用“香功信息水”治女儿的高烧，认为“田大师有信息感应能力”。但因房屋拆迁，一块练功的朋友大多搬走了。

　　（四）皈依佛教后。（1）因缘。父母晚年信佛对她有些影响，女儿出嫁前常带她到附近的寺庙去，认识几位尼姑、居士，他们劝她信佛。后来，宁波居士林常寄来书，了解到一些佛教的知识。之后，就跟着老居士们到上海居士林去听经，初一、十五也到其他寺庙去烧香。1998年底，经人介绍，花了2元钱买了一张《皈依证》，皈依某法师。（2）想当尼姑。信佛后，看到寺庙安静，出家人受人尊敬，心生羡慕。丈夫反对她带人到家作佛事，引发了不少矛盾，感到烦恼。因女儿坚决反对，就放弃了出家的念头。（3）供养。在寺庙听经，法师都说“布施功德最大”，书上也说第一是财布施。于是就把省吃俭用的钱供养给出家人。两年中花了2万多元。其中，供养给某寺庙的年轻维那师买手机就花了1万元。1999年底，某寺举办“华严法会”，某法师让她募集7000元印《华严经》。她为了完成任务，连续累倒3次。有的出家人生病，她也花钱去安排。供养出家人一般都是50—100元。她甚至把她在深圳的二姐资助的钱，也都用于佛事活动了。当然，多数时间不让丈夫知道。（4）劝善。认为“信佛就象把户口本放在了极乐世界。但是要不断行善，才能保住户籍”。因而，首先劝丈夫、女儿等亲属不杀生、吃素。认为杀生有果报。行善要先从家庭开始，才能净化社会。1999年，支持丈夫义务献血，还不要补助。经常请人看佛教的录像带（主要是台湾净空法师所讲《弥勒菩萨所问经》等系列）。现在，丈夫有时也陪她去寺庙，家庭关系好多了。（5）感动。信佛后最快乐的是居士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2000年春节时，她患子宫内膜增厚而住院治疗。手术后，丈夫上班，她在家只能吃干馍。居士们知道后，轮流来照顾她，送来了营养品，她倍受感动。这也是她丈夫态度转变的关键。认为，你待人好，总会有好报的。生病后，每天跪在佛像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病果然好了”。

　　（五）转折。（1）矛盾。在某寺举办的“华严法会”上，主法的一位法师当众称赞她是“大护法、大斋主”，并让她站在前面，先拈香供佛。但后来被人讥讽，听到一位居士说她是神经病、十三点（上海土语即傻子、疯疯癫癫）。听到一位女儿在日本、家庭富裕、平常关系不错的居士私下说“靠钱买风头，以后比一比”之类的话。认为，看到有钱人法会时站在前面，高人一等，不服气。自己虽没有多少钱，但是真心诚意，并没有什么私心，却遭人嫉妒、诽谤，“太不公平！”今年10月份，某寺要举办“水陆法会”，很想去，但有钱人太多，无法比，只好不去。心里很难过。（2）反感。佛教法会不断，象“水陆法会”，一般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而且按花钱的多少安排位置、分出等级。一些出家人只图供养、享受，贪心太重，想法向居士要钱。整天作佛事赚钱，离佛法越来越远。寺庙象个贸易市场，让人失望。其实，真正的出家人挺不容易的，如果真有困难，说出来，都会供养的；但要是一门心思赚钱，就没有意义了，也让人瞧不起。不过，现在一些出家人贪心，都是居士们惯出来的，你供养50元，我就拿100元，互相攀比。（3）信念。认为，人心不净，就有烦恼，就会生病。心中有支香，信佛不必讲形式。信佛能净化社会，使不懂的人了解佛法就是为社会作贡献。用行为感化别人就是最大功德。过去因别人说三道四就痛苦，是自己心量太小。净空法师说：“谁也毁不了自己，只有自己毁自己。”所以，现在除了到玉佛寺听经，一般不去寺庙，每天根据时间安排，不定时地作早晚功课。（4）练功与弘法。现在，又经常在街道里与大家一块练香功。练功休息时，给功友讲佛法。认为，练功必须练德、行善，这与佛法同步。“田大师本来就是诸佛如来”，所以，“92%的练功者都是信佛的”。最近，劝说了一位老人打消了因女儿作风不好而想自杀的念头。还经常资助街道里一位60岁的倒马桶的驼背老太太，据说她儿女不孝顺。（5）期望。自己喜欢讲话，喜欢帮助别人，认为帮助别人才快乐、健康、长寿，积善才能有来世幸福。所以，希望能与有缘份的居士们共同探讨佛法，或去亲近善知识。这将是最好的事。

　　以下，根据她的诉说，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失落的表现

　　失落，是消极的情感心理与情绪表现，往往是生活追求、理念与现实境遇的反差、矛盾产生的不良乃至恶劣的精神状态。它是由个体的、社会的多种因素造成的，是动态的、可变的，也会是反复的、持续的。持续的、反复的情感失落是生活状况恶化、生活质量降低的破坏力量，必定严重伤害人生，危害社会。她的失落，如果以皈依佛教为界，此前是因为家庭磨难、下岗、父母亲去世、女儿出嫁等生活问题带来了失落；之后，又因为矛盾、反感等信仰问题再一次失落。第一次失落使她产生对现实生活的厌弃，第二次失落使她产生对信仰活动的反思。其失落情感大致是：（1）因生活磨难而困惑。她一直生活在贫困、艰辛的家庭，历经磨难。贫困、艰辛虽然能磨练人的意志，但也容易丧失人的尊严。她的家庭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好转，但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特别是住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缺少起码的生存空间，生活在窘迫的环境中，又无力改变。于是归因于“命好苦”，只好寄托于“来世”，寄希望于“极乐世界”。这是“无奈的叹息”。信仰宗教不是贫穷的必然结果，但是，宗教宣扬的来世幸福美景却对无力改变现状的人，极具吸引力。（2）因自我的丧失而迷茫。人的一生就是追求自我、把握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自我是个体人生的生命价值体现，是信仰理念所产生的情感体验。没有自我的实现，便使生活失去意义，生存失去基础，造成迷茫、焦虑、悲观、失望。她说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又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是有单一的、纯真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从上学、工作到为人处事，她认为自己是“社会骨干”，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而且把个人价值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之中。这符合她成长的社会教育思想，而且，她说她与家人都有很强的“翻身感”，“对毛主席感情很深”，所以也是可信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信仰多元化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体信仰的弱化，而且理应承担社会责任的阶层里某些人腐败堕落等等社会现象所带来的“信仰危机”，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又遭遇了下岗等现实打击，产生“被社会抛弃”的感觉。由此产生对以往信仰价值追求的怀疑，对自我价值的否定，从而使精神世界处于迷茫、混乱、痛苦之中。（3）因心态的失衡而偏狭。社会变革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和运营方式，必然对人们的心理造成震荡乃至伤害。处于社会竞争劣势地位的人群，容易产生消极抵触情绪与偏狭心态，甚至逆反心理。不过，这既出于对社会趋势的无奈，也是对社会不公的抗争。社会机制尚未对优势群体极度膨胀的私欲和肆意失范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管制，凭藉权势侵占、剥夺、欺侮劣势群体或个人，权利不平等，劳获不合理，才是个体及社会群体心理失衡的根本原因。她对社会下岗及不平等现象的看法，难免搀杂有个人私心，但也不无道理。如果由于社会不公造成心理偏狭，将对社会体制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因素，更不利于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

　　（二） 整合的方法

　　针对失落的情感，运用一定的信仰理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等来慰藉、引导、鼓励、激发，使生命主体产生一种能动心态，从而发挥有益但也可能是消极的社会化行为，这种新情感产生并发挥作用的过程，我称它是精神整合。其精神整合的方法是：（1）进入群体网络，寻求归属感。人的一生是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人的自我是由其社会价值属性决定的。人类是由一个个保持一定关系的群体构成的，群体是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形成的。离开一定群体，个体会产生被抛弃、孤独、无助等不良感受。久而久之的离群索居，不仅会窒息个体生命活力，也会影响群体的和谐。只有被一定群体接纳并和谐相处，才能体验内在的幸福感，才会乐观向上。寻求归属感的实质是确立个体生命的社会属性，确立自己的社会化角色。归属感，是“心灵的家园”。一个群体一般都有特定的伦理规范与行为方式，从而增强凝聚力、向心力，使其成员承担义务的同时也享受权利。群体的支持，是个体战胜困难、改变现状的基本保障。不论是物质的、精神的支持，都会使个体鼓起生活的风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当然，如果个体或群体发生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就会对社会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乃至巨大的破坏作用。她下岗后，离开原来依托的群体，父母去世又使她失去了“避难所”，女儿出嫁打破家的完整；只能整天忙于家务，夫妻再缺乏沟通，使她产生孤独、迷茫、焦虑。而开始练香功，却使她进入了那个特定的网络，获得一种亲情和交流。进而，到佛教信仰的群体网络中，在得到心灵慰藉、净化时，激发她展现自我的愿力。（2）参与信仰活动，争取社会认同感。认同感是个体行为价值的被认知、被肯定所产生的精神反映，这往往是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键因素。被社会群体认同，就会因此产生自豪感、自信心与行为热情。这是展现自我的原动力。但是，行为方式与行为出发点、结果不一定对应，有时候会适得其反。这时候，又会对行为主体的人产生意料不到的结果，甚至是伤害、屈辱、愤懣、失望等。这除去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基于嫉妒等不良心理作用之外，也与行为者的行为不适度有关。她以极大的热情去“供养”、做佛事，结果被人讥讽，从而封闭自己。不过，她经过反思获得了理性的认识。（3）坚持信仰理念，追求生活价值。健康的信仰原本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才可能防止不自量力的热情与良莠不分的迷恋。缺乏理智的盲目行为必然导致信仰主体倾向的倾斜。她不考虑个人的物质条件去迎合那些过分的要求，终究事与愿违。这是信仰不成熟的表现。但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抉择，选择了一种比较理性的活动方式。这是又一次精神整合。但其中一厢情愿的“弘法”理念，特别是把佛教信仰与练香功混为一谈，还相信“田大师就是诸佛如来”的怪诞观点，极易偏离信仰轨道，引发邪执心念，造成更严重的失落。

　　（三） 几点启示

　　她的佛教信仰历程，经历了失落到整合、再失落到再整合的阶段，实际上是不断地从失落到整合的过程。这是人生信仰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这符合“信仰危机”的过程与克服的“学理性探讨”^[4]。但是，从她的失落到整合的过程所反映出的问题，也让我们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考。

　　（1）社会主体信仰的树立与化导作用。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多元的社会文化信仰。信仰多元化，是社会民主自由的结果。在社会转型时，多元的价值追求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正如一个人应该有明确的理想追求一样，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健康的主体信仰，使人们有一个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它必须代表公正、公平、合理，体现真、善、美。我们反对强制性、封建性手段改变人们的信仰，但赞同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体信仰的化导作用。化导作用最基本的内容，应该激励一种合乎公理的社会运行机制。现在，社会人群中存在的金钱至上、唯利是图、不讲公德、尔虞我诈等等不良风气，不符合起码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在过去深受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人们来说，反差太大。认为腐败现象也是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等观点，是企图回避有关制度不健全、不合理及精神文明建设不力、价值观导向不正等问题，社会影响是十分有害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应该只讲形式，而应该切合实际，充分考虑对全体成员的真切关怀。要树立正气，特别要充分体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扶正压邪。

　　（2）宗教信仰活动的健康发展与整合功能。宗教一般是对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生最深刻的诸如孤独、恐惧、绝望等问题，对“分裂的自我”，找到某些协调方式，进行整合，导致自信和幸福的情感^[5]。宗教一般要求人们克制过分的欲望，而去积福行善。佛教大乘思想提倡利他的菩萨心行，把服务社会、利益大众的行动作为个人完善的唯一途径，有积极的价值。这符合萨缪尔逊建立的心理平衡快乐的方程式^[6]。但是，目前某些宗教团体信仰的主体价值理念弱化，失去了化世导俗、净化心灵的整合功能，一味地追求金钱，个别人不择手段，侵害了信众的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这直接造成了信众的反感，丧失了积极的社会价值。因此，这应该成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应忽视的任务。当然，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是宗教界自己。宗教能不能健康发展，能不能有利于信仰者的人生有积极的改变，不仅应对传统的教理教义、活动方式进行研究和扬弃，更重要的就是对宗教教职人员，特别是对宗教团体中的领袖人物的信仰、行为、品质等，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束。一个没有真实信仰、不能遵守戒律、缺乏道德规范的人，不仅将严重损害某一宗教团体的形象，而且必将危害国家社会。因此，纯洁宗教团体，提高宗教信仰者特别是宗教职业者的素质，积极引导宗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应该成为大家共同努力的事业。

　　（3）精神保障与社会支持。目前，对社会弱者采取的是社会保障手段，而“社会保障”在我国基本限定在“一定的物质帮助”。而“社会支持”的内容和手段，则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两方面。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人类动机理论》中提出，人的基本需要可以归纳为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五类。其中，生理需要是最低层次的，其余的分别是心理的、相互交流的、成就的，“都属于精神需要的范畴”^[7]。 也就是说，社会支持应是物质保障与精神保障的统一，而精神保障在人们基本生理需要满足之后，显得更加重要。本文主人公虽然下岗，但她的家庭生活还是有保障的。绝大多数下岗工人的精神、情绪欠佳，“苦闷、焦虑、彷徨、悲观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特点。”^[8] 对社会弱势群体和个人物质、精神的保障，两者不可偏废，应成为大家的共识。因为弱势人群普遍存在的敏感、脆弱、消沉等心理障碍，使他们更需要社会群体的安慰、帮助、理解，使他们在感到被认同、有归属、有寄托的心理自慰中，自强自立。健康的宗教信仰活动往往是弱势人群寻求精神归属与社会认同的便宜途径之一，注意加以引导，特别是防止出现偏离主体信仰的倾向，应该成为社会支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当然，即使社会优势群体和个人也需要精神的保障。目前在参加宗教信仰活动的人群里，富裕阶层的人数逐渐增加。不过，因为两者的生活环境不同，信仰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其精神保障的方式自然也就不尽相同，这当留待以后研究。

　　附记：初稿曾发表于内刊《当代宗教研究》2000年第四期，本文是修改稿。

　　注　释：

　　[1]陈成文《社会弱者论》页34，时事出版社，2000年1月。他根据社会弱者成因不同，分为生理性、自然性、社会性弱者。而下岗失业人员、高校贫困生、城市农民工、库区移民是社会性社会弱者。

　　[2]同[1]，页51—53。

　　[3]朱传义主编《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页111—115，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4]荆学民《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页180—190，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他认为，信仰危机经过困惑、忧患、幻灭三个阶段，而通过认同、希冀、崇拜三个阶段克服。

　　[5]徐钧尧等译、斯特朗著《宗教生活论》，页168—179，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2月。

　　[6] 转引自朱传义主编《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页319，其快乐方程式是：

　　[7] 同[1]，页142—144。

　　[8] 同[1]，页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