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　11月30日至31日，由日本《中外日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第九次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佛教与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文化”。

　　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始于1985年，是为纪念日本最大的佛教报纸《中外日报》创办九十周年而发起的，比中国佛教协会和日本佛教大学发起的佛教学术交流会议早一年，同样为每两年召开一次，中日双方轮流举办。

　　10月3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杨曾文教授和日本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教授分别作了基调发言。

　　杨曾文教授在题为《宋代云门宗佛印了元及其与士大夫的交流》的讲演中，介绍了北宋云门宗鼎盛时期的状况，透过其代表人物之一——江西云居山佛印了元禅师的生平及其与儒教大家周敦颐、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兄弟等的交往，指出“宋代儒者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是社会文化界常见的现象”，认为通过这种交往“对宋代文学、哲学、社会风尚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末木文美士教授题为《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的问题点》的讲演，引起了广大与会者，尤其是中方代表的极大兴趣。

　　首先，末木教授回顾了刚去世不久的中国佛教史专家鎌田茂雄先生（1927—2001）的成就。指出鎌田茂雄虽以华严学研究为主，但因其毕生研究中国佛教而博学精通中国佛教教理，著有《中国佛教史》（岩波全书，1978年出版），且将研究范围扩展至朝鲜、韩国和日本，与常磐大定（1870—1945）、塚本善隆（1898—1980）同为近代日本研究中国佛教的杰出代表。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次，末木教授追溯了日本近代关于中国佛教研究的两大源流：其一为江户时代（1603—1867）的治学研究方法，即以汉文文献为主，以经典及论著的注释研究为中心，被称为“荻生徂徠式的研究方法”。其局限性是重汉文而轻梵文，重学术研究而乏批判性研究，从而导致自由的学术思想发展缓慢。“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长达七百年（1192—1867）的幕府时代，为加强思想统治、神化天皇，明治政府发布“神佛分离令”，将神道教定为国教，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神佛习合”或“本地垂迹”思想（即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和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相互融合，称日本神道诸神是佛和菩萨的化身，也就是说佛和菩萨是根本，是“本地”，他们“垂迹”于日本诸神上，这些神自然成为寺院的守护神，因此寺院中有神和神社，神社中有佛和寺院），各地出现“废佛毁释”现象，寺院被毁或强行合并，而且自江户时代起就有富永仲基（1715—1746）倡“大乘非佛说”，佛教界面临严峻形势。另一方面，由于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印度大量梵文写本的流入，而使西欧的印度学研究急速发展。佛教界为摆脱困境，溯本求源，并顺应国家文明开放政策，纷纷派遣留学生到西欧学习梵文，力图由文献角度来阐明原典真义，由此形成了日本以印度学为典范的近代佛教研究。南条文雄（1849—1927）和高楠顺次郎（1866—1945）为其先驱。二人先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南条文雄是日本首批文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他在英国留学期间，结识了当时作为外交官的杨仁山居士（1837—1911），后来为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的金陵刻经处提供了三百余种在中国久已失传的佛教典籍；高楠顺次郎主编了《大正新修大藏经》，该藏将梵文（或巴利文）佛经与中文佛经加以比照，并采用印度学简明易查的校注和表注，开创了大藏经编纂史的新纪元。印度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也给中国佛教研究带来了巨大成果。

　　第三，末木教授指出，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存在许多弊端：一、日本佛教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派佛教，各宗派的学术研究（包括明治时代以后创立的宗派大学）以宗派自身的教学研究为基本内容，称为“宗乘”；而以一般佛教学研究为“余乘”。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虽导入了西欧式的印度学研究方法，但一直以传统的余乘教学研究为基础，研究队伍薄弱，缺乏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而且日本国内的中国学和中国佛教学研究各自独立，双方几乎互不往来，因此难以全面认识中国佛教及准确把握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二、日本佛教界认为，“六朝是中国佛教的准备期，隋唐时代走向全盛，宋代以后日趋衰落”。虽然公元538年（一说552年）佛教即由百济（今韩国西南部）传入日本，但中国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是唐代（如鉴真和尚东渡弘法及最澄、空海、荣西、道元等入唐、入宋求法等），至十三世纪，形成了今日日本佛教的几大流派（七世纪的奈良六宗、九世纪的天台系、真言系，十三世纪的净土系、禅宗及法华系等）的思想体系。因此，日本学术界十分重视与其相关的佛教思想，对脱离该体系的佛教思想不甚关心。这与“日本学者并未将中国佛教视为中国独自的产物，而将其视为与日本佛教一脉相承”的观点是分不开的。三、日本的佛教研究者大多出身于佛教寺院，既是大学教授，教书育人；又是寺院住持，教化众生。他们多以各自的佛教信仰为前提从事研究，重视考证自身信仰的正统地位，轻视时代及地域差异。

　　为克服上述弊端，末木先生提出了第三条研究之路，即与中国学者合作，在中国思想史的广阔范畴内开展佛教研究。随着今后中国佛学研究及佛教教育的不断发展，相信两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有着十分美好的前景和广阔空间。

　　此外，中方方广锠、王邦维、洪修平、魏道儒等学者分别发表了《僧祐的疑经观》、《从安然的著作看中国唐代的悉昙之说》、《道信与中国禅宗》、《华严宗的圆融思想及其实践价值》等论文；日方赖富本宏、竹贯元胜、马渊昌也、西本照真等学者分别发表了《金胎两部的成立》、《兰溪道隆传禅的历史意义》、《唐宋时期的生成论思惟与佛教·儒教》、《关于三阶教研究的方法论》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