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玄法师是唐末极其重要的高僧，曾受到唐代五位皇帝的礼遇，并且对“会昌法难”后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唐末佛教的一盏明灯。但由于时代的久远，我们对他了解甚少，大部分人只以为他是《三昧水忏》的作者。

　　有关知玄的资料最主要是《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此外便是《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佛祖历代通载》及《新唐书》、《旧唐书》等的记载。现在我依据相关资料，以佛教史料为主，以正史记载为辅，对知玄的生平事迹及其特点进行考察。

　　《慈悲三昧水忏》，又名《慈悲道场水忏》、《水忏法》、《三昧水忏》、《慈悲水忏法》（以下简称《水忏》），相传是知玄为了濯除累世冤业而作的忏法。《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首先对《水忏》的真实性提出怀疑。我通过对〈水忏序〉进行分析，综合考察其记载的真实性，从而抉择《水忏》是否为知玄所作，《水忏》的制作与《佛名经》的流行有什么内在联系。

　　《水忏》自宋代以来十分流行，现代佛教徒在荐亡、祈福时仍礼拜《水忏》。所以，研究《水忏》的制作及其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佛教深入民间社会的过程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于知玄的生卒年代，《宋高僧传》的记载并不明确。《宋高僧传·知玄传》记载，广明二年（881）春天，唐僖宗到四川避难，赐知玄“悟达国师”号。后来知玄乞归九陇山，但他回到九陇山的时间不清楚，《宋高僧传》提到知玄于正月二十一日“见所曾游历，圣境名迹，皆见（现）在前”；二月七日，闻空中有声音说：“必生净土”；七月，左腿生人面疮，面西而逝，终年七十三，戒腊五十四^[1]。但宋代戒珠所编《净土往生传》说法却又不同，知玄在广明二年（881）受赐为国师，并且说到：

　　后一年乞归九陇旧庐，以继净业，诏从之。明年正月二十一日，玄于卧中见生平曾游之境^[2]。

　　按照《净土往生传》的说法，知玄是在中和二年（882）回到九陇山，于中和三年（883）才往生，这样知玄的生卒年代应该为811—883，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便采用这种说法^[3]。

　　但是，我在《宋高僧传》中发现另外一条线索。知玄死后，“中和二年（882），弟子左街僧录净光大师僧彻述传”^[4]。这便表明在中和二年（882）知玄已经往生，他的弟子僧彻才为他作传。所以，若根据这条线索确定知玄在中和二年（882）往生，他的生卒年代应该为810—882。

　　这两种说法，哪一种较为正确？史载知玄十三岁时，奉丞相杜元颖之命于大慈寺说法。根据《旧唐书·杜元颖传》的记载，他是在长庆三年（823）冬天，“带平章事出镇蜀州”^[5]，故知玄生年可推定为810年。

　　通过以上资料的对比，我觉得知玄生卒年为810—882比较可信。至于《净土往生传》的记载，我推测有可能是将广明二年与中和元年误以为两年，其实这两个年号是同一年，都是881年，因为唐僖宗在该年七月改元。

　　1、早年在四川时期

　　知玄字后觉，俗姓陈，眉州洪雅（即今四川省洪雅县）人。他自幼即喜见佛像、僧形。五岁（815）时曾赋诗云：“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七岁（817）时，曾在宁夷寺听法泰讲《涅槃经》。十一岁（821）时，礼法泰披剃出家，学习《涅槃经》。十三岁（813）时，奉丞相杜元颖之命，升堂说法于大慈寺，倾心听讲者无以数计，从此蜀人称知玄为“陈菩萨”。因知玄终年戒腊为五十四夏，所以他应该在十八岁（828）时随净众寺辩贞律师受戒，学习戒律及《俱舍》。

　　2、长安游学与兴教时期

　　受戒后，知玄随法泰从水路下三峡，然后从陆路经过荆州、襄州，到达长安的资圣寺^[6]。资圣寺是长安有名的寺院，“四海三学之人会要之地”^[7]。知玄在资圣寺敷演经论，受僧俗崇仰。文宗闻名，曾诏令入宫咨益。不久，广学唯识论及外道典籍、诸子百家。

　　根据《宋高僧传·满月传》，知玄曾经跟从西域来的满月学习梵文及密咒。《宋高僧传》说：

　　释满月者，西域人也。……开成中（836—840）进梵夹……时悟达国师知玄，好学声明，礼月为师，情相款密，指教梵字并音字之缘界，悉昙八转，深得幽趣。玄曰：“异哉！吾体两方之言，愿参象胥之末，可乎？”因请翻梵咒^[8]。

　　知玄跟满月学习梵文当在开成中（836—840）。

　　在武宗“会昌法难”时期^[9]，知玄表现出自己的胆识与智慧。《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

　　甲子会昌四年（844）三月，诏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帝锐意求仙，归真乘龙，每排释氏，帝然之。复请与释氏谈论，有旨追僧道于麟德殿谈论。法师知玄登论座，辩捷精壮，道流不能屈。玄因奏曰：王者本礼乐、一宪度，吐纳服食盖山林匹夫独擅之事，愿陛下不足留神。帝色不平，侍臣讽玄赋诗以自释。玄立进五篇，有“鹤背倾危龙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之句，帝知其刺^[10]。

　　在会昌四年（844）三月，知玄在麟德殿与道士辩论，唐武宗不悦。《宋高僧传》记载左护军仇士良、内枢密杨钦义劝知玄赋诗以自释，知玄作了五首诗，最后有一首诗是：“生天本自生天乐，未必求仙便得仙，鹤背倾危龙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11] 唐武宗虽不采纳师言，仍嘉其识见与口才。后来，武宗灭佛，知玄被迫还俗，返巴岷旧山。

　　知玄回四川后，曾经坐船到湖南。在这段时间，他因杨汉公的邀请到了桂州^[12]。《宋高僧传》说：

　　时杨给事汉公廉问桂岭，延止开元佛寺。属宣宗龙飞，杨公自内枢统左禁军，以册定功高，请复兴天竺教，奏乞访玄声迹^[13]。

　　所以，知玄的复出与杨汉公有着直接的关系。

　　唐宣宗于大中元年（847）下令恢复佛教，宣宗直截了当地承认佛教的确是外来宗教，然而却是真理与美德的根源^[14]。《宋高僧传》说：

　　玄复挂坏衣，归上国宝应寺。属寿昌节讲赞，赐紫袈裟，署为三教首座。帝以旧藩邸造法乾寺，诏玄居寺之玉虚亭^[15]。

　　外因斯坦先生认为唐宣宗的这种行为是效法太宗^[16]，此事在《佛祖统纪》中也有记载^[17]。

　　大中三年（849）六月，唐宣宗下令恢复已经停顿六年之久、由三教代表于皇帝诞辰日举行的谈论，知玄利用这个机会请愿大规模重建佛教寺院。《宋高僧传》说：

　　大中三年诞节，诏谏议李贻孙、给事杨汉公，缁黄鼎列论义，大悦帝情。因奏天下废寺基各敕重建，大兴梵刹，玄有力焉。命画工图形于禁中，其优重如是^[18]。

　　虽然唐宣宗十分敬重知玄，但无法马上回应知玄的请求。但是到大中五年（851），他下诏书放宽限制，容许在乡间建立寺坊和度化僧尼^[19]。

　　大中八年（854），知玄请求回四川九陇，于蜀地弘扬佛法，广利众生。

　　3、赐沉香座之事

　　根据〈慈悲道场水忏序〉的记载，知玄因唐懿宗的礼遇，赐沉香宝座，起名利心，招损其德，所以感生人面疮^[20]。《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记载，咸通十二年（871），唐懿宗幸安国寺，赐知玄国师沉香宝座^[21]。 《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中说，懿宗在咸通十二年（871）幸安国寺赐讲经僧沉香高座^[22]。但是，这位讲经僧是否就是知玄则难以确定，《宋高僧传·知玄传》中并没有唐懿宗赐知玄沉香宝座的记载。

　　而在《宋高僧传·僧彻传》中，我看到唐懿宗曾赐知玄弟子僧彻栴檀木讲座的记载：

　　懿宗皇帝每留心释氏，颇异前朝。遇八斋日，必内中饭僧，数盈万计。帝因法集，躬为赞呗，彻则升台朗咏。宠锡繁博，敕造栴檀木讲座以赐之^[23]。

　　这件事情在后来的佛教史书，如《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佛祖历代通载》中都没有记载。但是，《新唐书·李蔚传》记载了栴檀木讲座的奢侈：

　　始懿宗成安国祠，赐宝座二，度高二丈，构以沉檀，涂髹，镂龙凤，蘤金扣之，上施复坐，陈经几其前，四隅立瑞鸟神人高数尺，磴道以升，前被绣囊锦襜，珍丽精绝^[24]。

　　《新唐书·李蔚传》则直接说，唐懿宗“以栴檀为二高座，赐安国寺僧彻”^[25]。根据上面的记载，懿宗赐给安国寺两只宝座，一只为沉香木宝座，另外一只为栴檀木讲座。而《佛祖历代通载》在记载唐懿宗赐给知玄沉香宝座时，对宝座的描述则与《新唐书·李蔚传》全同^[26]。大安国寺作为长安有名的寺院，在中唐时期特别兴盛，正是因为唐懿宗与僧彻的关系^[27]。

　　综上所述，我认为咸通十二年（871），唐懿宗幸安国寺，是将沉香宝座赐给知玄，而将栴檀木讲座赐给僧彻；但是知玄当时并不在长安，而僧彻作为知玄的弟子，当自己受到皇帝的优礼时，总是希望恩师也能受到优礼，这也是古人的敬师之道。但是后来为了凸显名利心的危害性，便传说知玄因为沉香宝座而起名利心，从而生起人面疮。

　　4、与李商隐的交往

　　在唐代社会，士大夫阶层与佛教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8]。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即与知玄交好，《宋高僧传·知玄传》记载了二人之间的交往：

　　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时居永崇里，玄居兴善寺。义山苦眼疾，虑婴昏瞽，遥望禅宫，冥祷乞愿。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读终疾愈。迨乎义山卧病，语僧录僧彻曰：“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决别”云^[29]。

　　李商隐的佛教信仰主要始于大中五年（851）其妻王氏死后^[30]。

　　他对知玄道德学问的认识最早应该说来自僧彻，他写了一首《五月十五夜忆往岁秋与彻师同宿》诗：

　　　　紫阁相逢处，丹岩议宿时。
　　　　堕蝉翻败叶，栖鸟定寒枝。
　　　　万里飘流远，三年问讯迟。
　　　　炎方忆初地，频梦碧琉璃^[31]。

　　古来注疏家都认为这首诗是在大中元年（847）他三十五岁时所写^[32]。而大中元年的三年前就是会昌四年（844），李商隐当时应该移家永乐（今山西芮城）。李商隐经常访问永乐一带的名胜古迹，当亦包括寺院。当时虽然是“会昌法难”期间，但山西一带并不受影响，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拆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33]所以，李商隐应该在永乐的寺院中与僧彻同宿。后来，僧彻礼知玄为师，李商隐自然能够通过他而认识知玄。

　　另外，李商隐在大中元年前往桂州，是代替杨汉公的缺，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杨汉公曾请知玄住桂州开元寺，后又上奏唐宣宗请知玄复兴佛教。所以，李商隐都可以从这些渠道了解知玄。

　　知玄与李商隐的见面，应该在大中五年（851）。由于李商隐妻子逝世，虔心信仰佛教。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跟僧彻有关。这时僧彻已经到了长安，二人的关系也会影响李商隐的信仰。根据《宋高僧传·知玄传》的记载，当时，李商隐住永崇里，知玄住兴善寺。兴善寺在靖善坊，离永崇里很近，二人的交往应当很方便。李商隐礼知玄为师，成为俗家弟子，所以《宋高僧传》说：“凤翔府写玄真，李义山执拂侍立。”

　　《宋高僧传·知玄传》记载知玄寄《天眼偈》三章，治愈了李商隐严重的眼疾，说明李商隐信佛的虔诚。最主要的是，《宋高僧传》记载李商隐在卧病时曾对僧彻说：“临终寄书偈决别”，这件事是否属实呢？我在《李商隐诗集》中发现一首《别智玄法师》诗：

　　　　云鬓无端怨别离，十年移易住山期。
　　　　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34]。

　　在这首诗中，“智玄法师”是否就是知玄呢？古来李商隐诗注者意见不一，明末释道源、清初朱鹤龄都认为就是知玄；但是冯浩及叶葱奇先生都认为是唐代的女道士^[35]。

　　我认为“智玄法师”就是知玄，因为“智”与“知”相通，在北周时代的“智炫”，《续高僧传》二十三有〈智炫传〉，但是在《宋高僧传》及《佛祖统纪》中则写成“知铉”、“知玄”^[36]。李商隐作为知玄的弟子，诗中的“杨朱”当是自称，冯浩的《玉溪生诗详注》引用了《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道九达曰逵）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37]，比喻自己人生的飘泊与无助；那么“真本师”就是知玄，因为知玄指引他归依佛法，所以称为真正的“本师”。而且，我推测很有可能这首诗就是李商隐“临终寄书决别”的诗，因为自从大中五年（851）与知玄相见后，一直到大中十二年（858）李商隐去世，两人一直没有见面，所以才有“十年移易住山期”的诗句。

　　所以，应该对这首诗仔细解读方不致误解李商隐的原意^[38]。李商隐卧病在床，想起自己虽仅中年却已两鬓斑白。自从大中五年分别后，与师父再未见面，而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种很深的别离感自然袭上心头。思量十年以来，自己如浮萍一般到处飘泊，深感无常迅速，由此生起无限的感伤，不禁垂泪，从而更加怀念师父——知玄法师，想想师父的教导才是真正的归依处。这样的心情与感觉，我们还可以从他晚年的诗作中得到印证，如《幽居冬暮》中说：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
　　　　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
　　　　急景忽云暮，颓年寖已衰。
　　　　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39]。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商隐与知玄的交往，僧彻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永乐县时，曾与僧彻同宿。后来到长安后，礼知玄为师，知玄曾寄偈为他治眼病。在临终前，李商隐还写了一首《别智玄法师》诗寄给知玄。

　　5、与裴休的交往

　　对知玄的政治生活及复兴佛教事业影响最大的唐末居士，应该是裴休。《宋高僧传·知玄传》中说：“与相国裴休友善，同激扬中兴教法事”、“素结情好者裴相国休。初，裴镇荆门，玄游五台山，路出渚宫，赠遗初无所取。裴知其俭约，密遣人沿路以供之，若苏秦遣舍人阴资奉张仪也。”^[40]

　　裴休（787？—860）是唐末有名的居士，对唐末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1]。他属于义解型的居士，与高僧澄观、宗密、端甫、知玄都有很深的师友之谊^[42]。由于前面三位高僧圆寂较早，端甫是836年，澄观是839年，宗密是841年，在会昌废佛前相继入寂。知玄是882年入寂，而裴休的卒年是860年，所以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知玄与裴休通力合作，尽力于会昌废佛以后的佛教再兴^[43]。

　　6、晚年在四川时期

　　知玄从大中八年（854）乞归四川，一直到广明二年（881），这段经历我们不太清楚。《宋高僧传》只是记载在咸通（860—874）年间，知玄曾游泽州，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资料。

　　880年腊月初五，长安落到黄巢手里，唐僖宗逃亡到四川。知玄在他的晚年，又再次受到唐朝皇帝的优礼。《宋高僧传》说：

　　广明二年春，僖宗违难西蜀，后遣郭遵泰赍玺书，肩舆诏赴行在。帝接谈论，颇解上心。左军容田令孜与诸达官，问道勤重。帝欲旌其美，令诸学士撰玄师号，皆未惬旨。乃挥御翰云：“朕以开示悟入法华之宗旨也。”“悟者，觉也，明也；悟达大道，悟佛知见。”又云：“悟者一刹那，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真乘了然成佛之义。”“今赐悟达国师为号，虽曰强名，用表朕意。”玄陈让不遂，乃乞归九陇旧庐^[44]。

　　广明二年（881）春天，由于知玄受到唐僖宗的礼遇，而受赐“悟达国师”称号。

　　根据我的推断，知玄的生卒年是810—882年，知玄应在中和元年（881）的秋天或冬天回到九陇山。882年正月二十一日，在卧内见所曾游的圣境名迹。七月，于左足生人面疮，不久便面西而逝，终年73岁，戒腊54夏。

　　7、知玄的门下

　　知玄作为唐末佛教的一盏明灯，由于他道德学问的影响，门下应该弟子众多。但是，我只在《宋高僧传》中发现他的两名弟子——慈灯与僧彻。

　　僧彻在《宋高僧传》中有传^[45]，生卒年、籍贯均不详。幼年聪颖，因仰慕悟达国师知玄而随侍左右，知玄常嘱付僧彻畅衍他的著作，于是撰述注解《如来藏经疏法鉴》四卷、《大无量寿经疏法灯》二卷及《胜鬘经疏法苑》十卷。起初，僧彻居法乾寺，与知玄共受百官奉仰，后任左右街应制，经常于皇帝诞辰时讲谈于麟德殿，受赐紫袈裟。咸通十一年（870），尝与道者折冲异论，赐号“净光大师”，继又掌两街僧事。入寂后，凤翔、嘉州皆写其真像，秦蜀间多有传其法者。

　　知玄有法孙右街僧录觉辉，觉辉有弟子伪蜀祐圣国师，重孙是光业僧录，绵延不绝。从此可见知玄一系在四川的影响力。

　　知玄在唐末佛教的地位，是由他的道德、学问及政治影响造成的。赞宁称赞知玄“多才行道，近古罕闻”。首先他是一位“义解僧”^[46]，撰述丰富，著有《胜鬘经疏》四卷、《如来藏经会释疏》二卷、《大无量寿经疏》二卷、《礼忏文》六卷、《般若心经疏》、《金刚经疏》、《释氏杂文外篇》、箴论碑志、歌诗等二十余卷。

　　其次，他修行精进、持戒严谨。《宋高僧传》说：“玄坚守禁戒，少欲，过中不食蔬果，服唯布褐，卧则蒭杆。而六時行道，夜卧一更，余则禅坐。等视众生，无贵贱少长，待之如一。”^[47]正是因为他的道德学行，所以传说他具有灵验感通的能力。《宋高僧传》记载他为大鱼、龙门神授归依戒法，为李商隐医治眼病。从此可以看出，知玄是一位深入村落生活、接触民众的高僧^[48]。

　　此外，他与唐代皇室有很深的交往。在长安期间，他向唐文宗宣讲佛法，与唐武宗辩论。“会昌法难”后，受唐宣宗钦重，为佛教的复兴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且，唐懿宗曾赠给他沉香宝座。黄巢起义后，唐僖宗在四川赐予他“悟达国师”称号。

　　从上可以看出，知玄的一生具有“义解僧”、“修行僧”、“神通僧”、“政治僧”的特点。

　　首先，通过对《水忏》与三十卷《佛名经》的忏悔文进行比较对照，可以看出除了首尾部分在《佛名经》中找不到对应的内容，其余部分都可以找到，而且二者结构与顺序完全一样，证明《三昧水忏》系抄袭《佛名经》的忏悔文而成，并非原创撰著而成。

　　关于《水忏》作者，最早的记载要数〈慈悲道场水忏序〉。根据此序文的记载，知玄于过去世为袁盎时，曾奏斩晁错。后来，袁盎十世都转为戒律精严的高僧，所以晁错虽思报复而没有机会。到了唐代，知玄因唐懿宗的礼遇，起名利心，招损其德，冤业于是乘机而入，在他的膝盖上生人面疮，眉目口齿具备。每次以饮食喂他，则开口吞食，与人无异，虽遍请名医救治而无效。后来蒙迦诺迦尊者的帮助，以三昧法水洗疮，才得以治愈。〈序〉中说：

　　悟达当时感其殊异，深思积世之冤非遇圣人何由得释，因述为忏法，朝夕礼诵，后传播天下。今之忏文三卷者，乃斯文也。盖取三昧水洗冤业为义，命名曰水忏^[49]。

　　悟达国师为了启发后人忏悔业障，所以作忏文三卷，令众生至诚忏罪，以消释宿世的冤业。

　　这段序文是在宋代写成的，且作者的名字不详，只说到“迨我宋朝至道（995—997）年中，赐名至德禅寺，有高僧信师古作记，纪其事甚详”^[50]。所以，序文的作者只是看到高僧信师古的记载而写成。

　　但是，最早记载知玄的现存资料是《宋高僧传》，其中提到知玄临终时的病状时说：

　　又于一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万端。谛视其珠中，明明有晁错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国反，盎奏斩错以谢吴楚诸王，故为婴挠耳。召弟子慈灯，附口上遗表，嘱令弃尸半饲鱼腹，半啖鸟兽。吾久与西方净土有期如斯，諈诿讫右胁面西而逝^[51]。

　　《宋高僧传》提到如珠的疮及晁错与袁盎的因缘，而且嘱托弟子将遗体用于布施鱼与鸟兽，然后便面西而逝。知玄的著作有《礼忏文》六卷，但并没有明说是《水忏》。

　　对于知玄生人面疮之事，各种文献记载互有出入，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宋高僧传》、《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都叙述了知玄因晁错与袁盎的宿冤而生珠状的人面疮，但是知玄知道这是夙业，并没有医治，便安然而逝；第二类是〈水忏序〉及《神僧传》，都提到迦诺迦尊者以三昧水洗疮，人面疮便得治愈，后来知玄在茶陇山建寺，并且撰述《水忏》三卷；第三类是《释氏稽古略》，在第一类的基础上，吸收了第二类的说法，但是并没有提到建寺，而且也只是说“水忏三卷者，缘起于师也”，并没有说《水忏》是知玄所作。

　　关于晁错与袁盎之事，本自《汉书》卷四十九〈爰（按：同袁）盎晁错传〉第十九^[52]。但是袁盎与晁错之间的仇怨，不仅在于“七国之乱”斗争的结果，而且他们私人之间也有积怨。这是汉代发生的事情，距唐宋时已相距七、八百年，跟佛教更是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件事情却为因果报应学说及中国佛教的忠孝思想提供了很好的题材。

　　在《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中提到知玄的前身是知铉，而且曾在汉州三学山讲《十地经》，感地变成琉璃^[53]。这个知铉其实就是北周武帝时代的知玄，《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智炫传〉详细记载了其生平事迹^[54]。在《续高僧传》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智炫是袁盎后世的传说，其临终是“不病而卒”。但是到了《宋高僧传》，知玄成为袁盎及智炫的后世。我想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其原因有三：第一，知玄与智炫同音；第二，二人后来都住在三学山；第三，二人都处于“法难”的时代，都分别与周武帝、唐武宗进行辩论。正是基于这种相似性，以及知玄本身便是一位充满灵异与神通的高僧，所以知玄便成为智炫的后世。另外，由于知玄临终感人面疮的果报，所以社会上便流传知玄是袁盎的后世。这样，三个不同时代的人便联系起来了。

　　另外，我们还在《宋高僧传》卷二十一〈唐彭州九陇茶笼山罗僧传〉中找到迦诺迦尊者的原型——罗僧。现在，我们将〈罗僧传〉与〈水忏序〉进行比较^[55]，发现二者具有相似性，如照顾病僧、访问茶笼山、寺院先现而后又消失。但是二者间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在人物上有所变动，〈罗僧传〉的“罗僧”成为迦诺迦尊者，照顾“罗僧”的那位出家人成为知玄本人；其次，〈罗僧传〉记载“罗僧”是在五台山患病，而〈水忏序〉则记载在京师患迦摩罗病；最后，〈罗僧传〉中的那位出家人没有留宿，而知玄留宿得到迦诺迦尊者的帮助。按照《宋高僧传》的说法，由于知玄住在茶笼山，便集合了有关“罗僧”的资料与传说，撰述“罗僧”的传记，但是他本人应该没有碰到“罗僧”。开成年间（836—840）他确实在京师，而罗僧则是在五台山。所以，〈水忏序〉为了增加知玄的灵异与神秘，而改编了〈罗僧传〉的内容。

　　根据〈水忏序〉的说法，其资料来源是至德禅寺的高僧信师古的记载或者撰写的碑文。在撰写知玄灵感故事时，应该综合了当时四川境内对知玄所有的有关传说，如知玄为袁盎、智炫的后世，临终得人面疮、遇迦诺迦尊者等，而进行了一系列改编。这位高僧信师古应该是住在至德禅寺，或许是知玄的法徒或法孙后代。

　　那么，〈水忏序〉的作者与《水忏》的作者是否为同一人呢？我们认为不应该是同一人。因为〈水忏序〉中提到“迨我宋朝至道年中，赐名至德禅寺”，至道（995—997）是宋太宗最后三年的年号，所以〈水忏序〉至少是在至道（995—997）以后撰写的，所以〈水忏序〉的最早上限年代是997年。而赞宁的《宋高僧传》卷二十八已经提到“其有江表行水忏法者，悔其滥费过度之愆，此人伪造非真法也”^[56]，根据〈进高僧传表〉，赞宁是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奉敕开始撰写，至端拱元年（988）成书；根据〈后序〉，他在咸平二年（999）最后作了一些修改^[57]。《水忏》在赞宁撰写《宋高僧传》时已经非常流行，其撰成时间应该早于〈水忏序〉。如果《水忏》与〈水忏序〉同时作成，至少也应在997年以后，那么一两年之内不可能流行江表，赞宁也不会提出批评。如果《水忏》是知玄所作，《宋高僧传》应该直接标明，而不应说“礼忏文六卷”，因为赞宁知道《水忏》。

　　盐入良道先生对知玄抄写《水忏》三卷表示怀疑^[58]，我同意盐入良道先生的观点，知玄本人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抄录《佛名经》而作成忏文，因为这与知玄的学识及其在唐末佛教的地位极不相称。赞宁在《宋高僧传》〈知玄传〉中提到知玄的著作有“礼忏文六卷”，而他自己又明说《水忏》是“伪造非真法也”，所以赞宁已经知道《水忏》不是知玄所作。从这两点，我认为《水忏》非知玄所作，而是民间抄写而成。

　　既然《水忏》是借用知玄的名义抄写而成，所以其形成应该在知玄之后，那就是唐末五代时期。智昇把十六卷本《佛名经》判为伪经，列在〈伪妄乱真录〉之首，“《佛名经》十六卷，本经虽真，以有伪杂，编之于此，或十二卷”^[59]。但是，《佛名经》仍然在各地广泛流传，所以到了贞元十五年（799），德宗下令将该经编入藏经中^[60]。在贞元之后，《佛名经》又曾有加修，《宋高僧传·玄畅传》说：“懿宗钦其宿德，蕃锡屡臻。乃奏修加忏悔一万五千《佛名经》，又奉请《本生心地观经》一部八卷，皆入藏。”^[61]无论如何，《佛名经》在唐代确实很兴盛，敦煌地区的僧尼在夏安居期间三时礼忏，即是从《佛名经》中抄出的《大佛略忏》。所以在敦煌遗书中能够发现那么多《佛名经》及《大佛略忏》的写本。在唐末五代时期，礼拜《佛名经》是僧俗修行的主要方式，《佛名经》的流行自然会引起佛教界对它的重视。《佛名经》的卷数太多，佛名太多，所以佛教界便会从《佛名经》抄出各种忏法，如《大佛略忏》、《水忏》等。

　　因为在赞宁撰写《宋高僧传》时，《水忏》便已流行江表，所以《水忏》的下限年代应该在999年。所以我认为《水忏》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制作的。《水忏》之所以假托为知玄的著作，这与知玄在唐末佛教界的地位及其自身多灵异感应的特点有关。

　　对知玄生平事迹进行考察，是希望借此能够更好地了解唐代后期的佛教。我从考察中推定知玄的生卒年代为810—882年，并且将其一生分为早年在四川时期、长安游学与兴教时期、晚年在四川时期。我通过对〈僧彻传〉的考察，认为咸通十二年（871）唐懿宗幸安国寺，是将沉香宝座赐给知玄，而将栴檀木讲座赐给僧彻；但是，知玄当时并不在长安，因为僧彻作为知玄的弟子，当自己受到皇帝的优礼时，总是希望恩师也能受到优礼，这也是古人的敬师之道。

　　知玄与李商隐的交往，我认为僧彻起着重要的作用。李商隐住永乐县时，曾与僧彻同宿。后来，到达长安后，礼知玄为师，知玄曾为他治眼病。李商隐在临终前还写了一首《别智玄法师》诗寄给知玄。至于知玄与裴休的交往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知玄与裴休共同合作，尽力于会昌废佛以后的佛教再兴。

　　知玄作为唐末高僧，他的一生显示出了“义解僧”、“修行僧”、“神通僧”、“政治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他在唐末佛教的地位，以及被后世假托成为《水忏》作者的原因。

　　根据〈水忏序〉的记载，唐代悟达国师因前世业缘感人面疮，后蒙迦诺迦尊者的帮助，得以治愈，后作忏文三卷。但是，对于《水忏》，自古以来便有质疑。我对此序文进行分析，并且将《水忏》的忏文与《佛名经》进行比较研究，确定《三昧水忏》系抄袭《佛名经》的忏悔文而成。

　　根据〈水忏序〉的说法，其资料来源则是至德禅寺的高僧信师古的记载或者撰写的碑文。在撰写知玄灵感故事时，应该综合了当时四川境内对知玄所有的有关传说，如知玄为袁盎、智炫的后世，临终得人面疮、遇迦诺迦尊者等而进行了一系列改编。

　　至于《宋高僧传》将知玄看成是袁盎及智炫的后世，我推测其原因有三：第一，知玄与智炫同音；第二，二人后来都住在三学山；第三，二人都出于“法难”的时代，二人都分别与周武帝、唐武宗进行辩论。正是基于这种相似性，以及知玄本身便是一位充满灵异与神通的高僧，所以便被认为是智炫的后身。另外，由于知玄临终感人面疮的果报，所以社会上便流传知玄是袁盎的后身。而且，迦诺迦尊者的原型就是《宋高僧传》中的“罗僧”。

　　我通过对《佛名经》的流传以及《宋高僧》中的有关记载，认为《水忏》制作于唐末五代时期。那么，《水忏》之所以假托成知玄的作品，与知玄在唐末佛教界的地位及其自身特点有关。

　　注　释：

　　[1]《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a—b。

　　[2]《净土往生传》卷下，《大正藏》卷51。

　　[3]陈垣《释氏疑年录》，中华书局1964年第1版，1988年第3次印刷，第161页。

　　[4]《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c。

　　[5]《旧唐书》卷163，《二十五史》第5册，第3990页。

　　[6]资圣寺，在长安的崇仁坊，本是太尉长孙无忌宅，龙朔三年（663），为文德皇后追福，立为尼寺，咸亨四年（673）改为僧寺。见《唐会要》卷48，中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1版1998年第4次印刷，第846页。

　　[7]与资圣寺有关的僧人有道液（见《宋高僧传》卷2，《大正藏》卷50，716b）、惠秀（见《宋高僧传》卷19，《大正藏》卷50，835c）。

　　[8]《宋高僧传》卷3，《大正藏》卷50，722c。

　　[9]有关“会昌法难”的经过，参考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第40—51页。另外，有关法难的形成原因，参考[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1996年第5次印刷，第689—692页。

　　[10]《释氏稽古略》卷3，《大正藏》卷49，838a。

　　[11]《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3c。

　　[12]根据《新唐书》卷175〈杨汉公传〉，杨汉公当时应该是任“桂管浙东观察使”。见《二十五史》第6册，第4682页。

　　[13]《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a。

　　[14]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p.139。

　　中译本见《唐代佛教》，释依法译，台湾佛光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36页。

　　[15]《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a。

　　[16]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p.140。中译本《唐代佛教》，第237页。

　　[17]《佛祖统纪》卷42， 《大正藏》卷49，386c。“统左禁军杨汉公，以策定功，请复佛教。乞访求知玄法师，于是复僧，入居宝应寺，属寿昌节讲赞，署三教首座。帝以旧邸造法乾寺，命师居之。”

　　[18]《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a。同见《佛祖统纪》卷42，《大正藏》卷49，387a。

　　[19]《唐会要》卷48，中册，第854页。

　　[20]〈水忏序〉，《大正藏》卷45，968b。

　　[21]《佛祖统纪》卷42，《大正藏》卷49，389a。

　　[22]《旧唐书》卷19上，《二十五史》第5册，第3567页。

　　[23]《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c—745a。

　　[24]《新唐书》卷181，《二十五史》第6册，第4694页。

　　[25]《旧唐书》卷178，《二十五史》第5册，第4033页。

　　[26]《佛祖历代通载》卷17，《大正藏》卷49，645a。

　　[27]至于大安国寺的情况，可以参考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

　　[28]唐代士大夫与佛教之间的联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参考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

　　[29]《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b。

　　[30]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2—23页。李商隐最早是信仰道教的，公元835年，他24岁前后，曾在河南济源的玉阳山、王屋山一带度过隐居学道的生活，见同书第10页。

　　[31]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682页。

　　[32]关于这首诗的解释，我有些看法，在这里补充。在《李商隐诗集疏注》中，《疏注》将“炎方忆初地”的“初地”理解成菩萨的“初地”，并且引用《法苑珠林·十地》中所说：“初地菩萨，犹如初月，光明未显，其明性皆悉具足”；同时，《疏注》将“频梦碧琉璃”的“碧琉璃”理解成“初地”，引用了《观经》中所说：“下有金刚七宝金幢擎琉璃地，琉璃地上以黄金杂厕间错”。见《李商隐诗集疏注》（下册），第683页。其实，“琉璃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中以琉璃而构成的土地，并不是指菩萨的初地，这是对《观经》的误解。所以，我认为“初地”是指初次见面的地方，并不是指菩萨的初地。那么，这句话便可这样理解：五月的天气，有点炎热，想起以前见面同宿的地方，经常梦见寺院的琉璃瓦。

　　[33]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96页。

　　[34]《李商隐诗集疏注》（上册），第353页。

　　[35]同上。

　　[36]《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3b、744c。《佛祖统纪》卷38，《大正藏》卷49，358c；《佛祖统纪》卷42，《大正藏》卷49，389b—c。

　　[37]《李商隐诗集疏注》（上册），第56页。

　　[38]叶葱奇先生对这首诗的疏解，是将“智玄法师”理解成女道士。他认为唐代妇女中年入道很多，公主、宫人出家入道的，史传及唐人诗题中屡见。“智玄”当是青年时期夫妇乖离，因而出家作道士的女子，所以首句这样说，是追溯她入道的起因。次句指屡迁寺观。她迁移时可能偶曾落泪，所以下二句借来自抒东西飘泊之感。“杨朱”是自比。全诗并没有丝毫狎昵之意。

　　[39]《李商隐诗集疏注》（上册），第486页。

　　[40]《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a、b。

　　[41]《旧唐书》卷177〈裴休传〉记载：“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后，不食荤血，常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与尚书纥干臮，皆以法号相字。时人重其高洁，而鄙其太过，多以词语嘲之，休不以为忤。”《二十五史》第5册，第4030页。

　　[42]裴休与这些高僧的来往经历，见山崎宏《中国佛教、文化史の研究》第十四章〈唐后期の居士裴休〉，法藏馆，京都，1981年，第251—268页。

　　[43]山崎宏前揭书，第262页。

　　[44]《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a。

　　[45]《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c—745a。

　　[46]滋野井恬《唐代佛教史论》，平乐寺书店，京都，1973年，第64—65页。

　　[47]《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b。

　　[48]山崎宏前揭书，第261页。

　　[49]〈慈悲道场水忏序〉，《大正藏》卷45，968c。

　　[50]同上。

　　[51]《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744a—b。

　　[52]《汉书》卷49，《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80—581页。

　　[53]《宋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643b。

　　[54]《续高僧传》卷23，《大正藏》卷50，631b—632a。

　　[55]《宋高僧传》卷21，《大正藏》卷50，848b；〈慈悲道场水忏序〉，《大正藏》卷45，968b。

　　[56]《宋高僧传》卷28，《大正藏》卷50，888b。

　　[57]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342页。

　　[58]盐入良道〈中国佛教における礼忏と佛名经典〉，结城教授颂寿纪念《佛教思想史论集》，大藏出版社1964年版，第588页。

　　[59]《开元释教录》卷18，《大正藏》卷55，672a。

　　[60]《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9，《大正藏》卷55，837a—b。

　　[61]《宋高僧传》卷17，《大正藏》卷50，81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