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现存史籍数量之丰、内容之广、体裁之多都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正史”往往轻忽对佛教史实的记载。中国古代佛教的历史主要是由高僧大德用各种形式记录保存下来的。已故玉佛寺住持震华法师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以难行能行、勇猛精进的精神刻苦治史，为现代中国的佛教史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震华法师1919年于江苏兴化县圆通庵出家，时年11岁，始获就学机会。后依超岸寺守培法师学习经教，又从竹林佛学院霭亭老人学修，前后攻读仅九载。他早年即有研究佛教史学的志趣，读书性近史部，尤喜广览佛教史乘。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对佛门掌故、古今轶闻“一经耳根，鲜有忘失”^[1]。在竹林佛学院任教期间，他勤阅《续藏》，研讨佛教史实必尽其原委、穷其演变；主讲的佛史引人入胜，听者赞叹得未曾有，足见其佛教史学造诣之深。

　　震华法师是在相当艰困的条件下从事佛教史学著述的。1932年，他在任教的同时兼任竹林寺监院，工作十分繁重。他乘授课和法务之隙，博采史籍，日夜笔耕，久之伏案成病，劳累至咯血，犹不肯少休。1937年秋，日寇入侵，竹林寺半毁于火，百废待兴。他率众修葺之余，仍著述讲课如故。其时，编著之难除时间欠缺外，史料亦不易搜集。战火将其藏书尽行焚毁，参阅无从，不得不登门求借，致函问讯，或利用假日外出挂褡抄书，甚至在寺院垃圾堆里、师友笔记簿中寻觅资料。用力之勤，非同一般。1942年4月，震华法师受上海玉佛寺之聘创办佛学院，旋又受任住持，负荷重于竹林寺。他昼日处理寺务和教务，深夜笔不停挥，编纂了多部著作，费11年心血编撰的《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亦有望告成。1945年秋，因久处繁剧，心力交瘁，乃归隐夹山，潜心编著。但终因积劳过度，旧病复发，于1947年3月10日病故，年仅三十九岁。弥留之际，惟以大辞典和诸稿未能出版为憾。

　　震华法师生前曾言：“教育和著述，即为吾之生命及志愿，以外非吾所措意也。”^[2]他确实毫无保留地将短暂的生命奉献于佛教教育和史学著述事业。他主持的竹林佛学院和上海佛学院僧才辈出。他的遗著有28种之多，其中属于佛教史学范畴的有18种，涉猎广泛，体裁多样，诸如：佛教专题史——《僧伽护国史》；佛教断代史——《清代佛教纲要》、《清代佛教年鉴》；佛教地方志和寺志——《兴化佛教通志》、《泰县佛教通志》、《夹山志》、《夹山年谱》、《回龙山志》、《圆通庵志》、《玉佛寺志》；尼僧传记和专集——《续比丘尼传》、《比丘尼轶事丛考》、《比丘尼表彰集》；佛教对外文化交流僧传——《东渡弘化高僧传》、《入华求法高僧传》；佛教文化考证——《佛塔考略》等。至于散见诸佛教杂志的史学著述更不胜缕指。当然最重要的著述当推《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在仅仅十余年的业余时间内，震华法师的佛教史学著述竟有如此丰硕的成果，足见其治史的才智和著述的勤奋。

　　回顾震华法师佛教史学著述概况，既为之感佩，又为之惋惜和遗憾。由于日寇侵华，战火纷飞，震华法师的许多积稿或化为灰烬，或遗失乱中，或未能定稿刊印，至今出版存世的史学著述仅有四、五种，但从中仍可见震华法师对现代中国佛教史学的贡献至少有以下两项：

　　一、拓展了佛教史学课题，填补了某些空白。首先要提及的是震华法师开创编纂的《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中国佛教史学十分重视为高僧大德树碑立传，各类僧传构成了中国佛教史籍的主体，保存了极为丰富的佛教史料。要直接从为数众多的僧传、地方志等史籍中查阅佛教人物相当不便，这就需要编辑人名辞典这类工具书。早在三十年代，我国已有《中国人名大辞典》问世，内载佛教人物六七百名，然有些重要佛教人物漏落未刊，且多处出现讹误。震华法师为弘扬先哲伟业，方便后人学研，于1932年发心编纂《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这在当时是需要非凡眼光和魄力的。震华法师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一身任之，广搜资料，抄写剪贴，皆无旁贷，终于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觅得22357人作为辞典条目并撰写了大部分释文。鉴于当时中国从未有人编纂过佛教人名辞典，震华法师的这项工作当属首创，填补了中国佛教史学辞书的一个空白，故时人殷切期望此书早日出版。夏丏尊先生曾在文中言及此事：震华法师“留心古德遗献，尝辑有佛教人名大辞典若干卷，以频年兵燹残稿仅存，远近缁素咸请及时刊行，用资观摩。”^[3]惜辞典尚未补正定稿，震华法师已逝世。今幸有王新居士等费心整理、核对充实，终克完成。此辞书起自秦汉佛教传入东土，迄至当代，汇集了汉传、藏传、南传有影响的僧尼、居士及其他与佛教有关的人物。释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人物的生平事迹、学历师承及主要著作等，实为一篇篇佛教人物的略传，且注明资料出处，便于读者查考原书。是书对佛教、哲学、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者及有关工作人员、佛教信徒皆有参阅价值。

　　佛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曾与国家社会发生密切关系。此类资料零星散刊于史籍中，缺少搜集整理，更无人编著专史。震华法师慧眼独具，撰写了《僧伽护国史》，拓展了佛教史学的研究课题。此书搜集汇编了僧伽爱护和保卫国家社会的许多史实：有的收录了动乱时期僧伽抗敌、止暴、说降、荡寇、殉难等突出事迹；有的记载了和平时期僧伽赈灾救灾、举办各种社会救济事业（诸如办义赈会、养济院、医院、义校，设义渡、凉亭、茶巷，掘义井，导江河，修桥铺路，收埋遗骸等）。其中，作者采集的抗日战争时期闽南佛学院学僧及释星道、立明、亮山等僧人募款劳军、率徒抗敌的事迹，更是证实我国僧众具有爱国传统的可贵资料。《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是护国史出版十余年后作者获得新材料而编写的，论述了佛教的政治思想和护国之道，列举了佛教如何补政治力量之不足和历代僧伽参议政治的史实。震华法师其它史学著述如《清代佛教年鉴》、《清代佛教纲要》、《东渡弘化高僧传》、《入华求法高僧传》等在三四十年代亦具开拓性，惜未能刊行。

　　二、保存汇集和整理了中国佛教的某些史料，尤其是关于尼僧和地方佛教的史料。中国比丘尼始于晋代净检，之后代不乏人，且高尼辈出，但从萧梁释宝唱著《比丘尼传》后，再无人为她们立传。震华法师广搜佛教史籍及语录、塔铭、碑记、诗文集中有关尼僧的材料，编撰了《续比丘尼传》，续写了萧梁至民国千余年间比丘尼总传。此传分六卷，其中传主200人，附见47人，共247人，或简或详地记载了这些比丘尼的家庭身世、出家经过及主要事迹，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比丘尼史料。记录最多的是当时尼僧诵经、念佛、受戒、习禅、弘法、布施、刻经、建庙、塑像等宗教活动。如唐长安尼法愿晨夕披诵《法华》、《般若》、《摄论》等经论，并对信众讲经说法，弟子有数十人，可谓唐代女经师。又如书中对唐长安济度寺尼惠源出家受具足戒经过作了概述，还列入了传戒师名单，可见唐代尼僧传戒简况。宋苏州延圣院尼法珍及其徒断臂刻《碛砂藏》事迹也载于其传内。从一些尼传中可以看出，宋代和清初习禅尼僧颇多，有些成了名副其实的女禅师，留下了她们的悟道风貌、上堂法语和著述名称。如宋苏州西竺寺尼智运有《明心录》行世；宋平江尼文照为吴中尼刹禅林之祖，其上堂法语妙义隽永，刊于灯史；清嘉兴伏狮院尼行刚几经周折参禅开悟，留有《祗园刚禅师语录》二卷，入《嘉兴藏》。明代、清中叶至民国修净土法门的尼僧较多，如无为、广觉、袾锦、本印、道愿、慧照、朗然、妙成、果仁、大悟等。其中袾锦为莲池大师袾宏在俗时之妻，曾著《七笔句》，提倡妇女念佛，广为流传。有些尼僧长于弘法，甚至远赴海外弘扬正法。如唐藤州通善寺尼智首通晓毗尼，与同辈三人随鉴真大师渡海赴日，以正法化彼女众。民国初年镇江雨花庵尼素密曾往日本弘法，后移居香港凤凰山创建楞严坛。《续比丘尼传》还记录了当时妇女受封建婚姻制度压迫而出家的情况，如竺礼、崇范、无垢、莲贞、明修等。其中明修因寡居被夫兄强行逼嫁，不得已入嘉兴宝珠庵出家为尼；通州鸿宝寺尼无垢因婚姻不幸而出家，晚年贫病不起，坠楼而死。本书相当多的篇幅记录了当时尼众人才辈出的史实，有些比丘尼可谓工诗善画的才女。如唐西蜀慈光寺尼海印，才思清俊，落笔成韵，诗作被收入《全唐诗》。明莒州尼悟莲，其诗人争传诵，有《清端阁诗》问世。清泰州青莲庵尼德日聪慧工诗，著《镜奁十咏集》，其妹德月亦祝发庵中且能诗。时人写题壁诗颂两姐妹曰：“诗人冰玉两婵娟。”此外，还有苏州般若庵尼妙惠著《昙花轩集》、金陵尼曙光著《红于词》，皆名闻当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少提到妇女的创作成就，更不用说尼僧。《续比丘尼传》的这些记载弥足珍贵。

　　要深入研究佛教如何在民间被信奉的历史，地方佛教志和寺志是重要的史源。震华法师甚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编纂的《兴化佛教通志》及一批山志寺史汇集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佛教史料。兴化因殊缘胜，佛教之兴盛非一般县市可及。清人赵杞尝言：“兴邑好礼佛而高僧遂四方云集。”^[4]震华法师为编该县佛教通志，广搜散佚，实地采访，使此书内容翔实可信。如卷二内记载的包括道忞、弘储、超广、超源、范仲淹、郑板桥、魏源等在内的僧彦居士事迹，即参阅了89种著作，采访了51人次。此志编辑汇集了兴化佛教的兴衰沿革、梵宇建置、僧彦尼范、大德法要、碑记塔铭等诸多史料，其中不乏具有参考价值者。如卷一寺史内附入禅宗继承总表、临济宗传承表、曹洞宗传承表、律宗传承表等；卷三辑有兴化或与兴化有关的禅师机缘语录，可供深入研究禅宗等宗派史者参阅。再如卷四《乾明寺置田燃灯记》、《法华庵住持厂岩续置田地碑记》等载有寺庙购买田亩数及价银，可知当时基层庙产之一斑及康熙年间田亩市价；《上方寺碑记》等列有多条针对当时丛林恶习的共住规约，可作清代佛教衰落的例证。碑记中有关关帝庙的五篇、太公庙的二篇及卷十的佛门掌故等，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民间信仰习俗。卷四“上谕”及一些僧传碑记中，录有雍正、乾隆对兴化高僧的谕旨及奉诏入京、顾问奏对、编修《龙藏》、赏赐额联衣钵等史实，可作研究清王朝与佛教关系的参考资料。此外，卷一“梵宇”和卷八“杂文”记录了日寇对佛教寺庙的破坏。以兴化为例，1936年以前大小寺庙共609所，“七·七事变”后遭日寇焚烧轰炸，完整的寺庙十不及三四。通志亦载有旧军队中贪官污吏拆庙肥己的事例：“兴化某军积极构建工事无所取材，于是遍拆庙宇。其实公用者不及一二，余皆为下级军官变价入己，且有登门索贿等敲诈情事，僧尼一日数惊，不堪其扰。”^[5]

　　震华法师著述的佛教史学著作，经初步分析似有以下特点：

　　（一）以“借史鉴今，启迪后人”为主旨选题立项

　　震华法师治史有其明确目的，选择的课题多从时代和佛门的实际需要出发。如：“九·一八”事变后，国人皆谈爱国护国，独无人提及僧伽爱国的事实，甚至有人抨击僧众置身事外。震华法师为此而撰《僧伽护国史》，以“矫正时论僧徒消极之说”^[6]，同时也“用以警觉缁侣”^[7]，激励僧众投入抗日爱国行列。抗战以后，寺破僧残，加之近代佛门“宗则古规尽失，律则毗尼废而不讲，教则统绪难寻”^[8]，大虚法师等提出的整顿僧制计划亦难以推行。针对这种情况，震华法师撰写《历代僧制泛论》，阐明僧制的本质和重要性，回顾评析历代僧制适时契机不断演进的简史，从历史的角度强调僧制整顿改革的必要性。鉴于末法时期不少尼僧盲目为尼，“身虽出家，心不知道而亦不求其知，以为出家止于薙发染衣而已”^[9]。震华法师化三载时间编著《续比丘尼传》，为尼众立范借鉴。其序诗曰：“……感此耕余目，擒词著彼仁，宁惟箴史阙，亦可范同伦”^[10]。其师守培法师在序中进而叙述作者“范同伦”之愿：“观古伤今，悲尼众之不振，是以采访过去有道之高尼，以为今后释子之龟鉴……观彼比丘尼我亦比丘尼，彼既如是我亦应如斯。彼比丘尼尚能如斯而我比丘尤不能不如斯。此虽文字之般若，实为振兴佛教援引迷途之梯航也。书成问序于余，余略述著者之志愿。”^[11]此外，震华法师编纂的《夹山志》、《夹山宗谱》、《圆通寺志》等山志寺史，皆旨在“照示祖德幽光，启发后学心志”^[12]，“藉以绵延祖德，示子孙以规诫云尔”^[13]。

　　（二）以“在教言教，契理契机”为准则治史论事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震华法师在治史时总是站在佛教的立场，用佛教义理观察分析史实，评论世事。如震华法师编著《续比丘尼传》有批评重男轻女的用意，但这是本着大乘佛教“法性平等无差别”的教义，与世法出于“反封建等级思想”有所区别。其自序谓：“原夫法性平等，本无男女差别。良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昧失本因，起惑造业，循名著相，横生计执，遂致形成依正假名，不出根尘妄习，非唯著我躭人，益复重男轻女……。”^[14]依大乘教义包括男女在内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本来平等无差别，只因迷惑妄想，才执着人我男女轻重等名相。这种彻底的佛教平等观，使《续比丘尼传》取材更为广泛，相当多平民出身、小邑乡村的比丘尼被收录立传，与《比丘尼传》偏重记载住在城市、为帝王贵族所供养的比丘尼有异。《僧伽护国史》对“护国”的含义与社会上一般人士的理解也有区别。作者首先列举佛史，肯定释迦牟尼大悲救世、改革印度国俗，就是一个护国的良好模范；指出佛经中处处可见护国言论，佛法有益世道人心，本身即能护国；强调“这种正本清源的方法，正是护国的真义”^[15]。在谈到僧伽如何护国时，作者提出依小乘精神行去，真正自利，做好本份以内的事业，为“消极护国”；依大乘精神行去，真正利他，兼做本份以外的事业，为“积极护国”。显然，作者是以大小乘基本含义作为区别积极护国与消极护国的准绳。

　　在不违背佛教基本教义的前提下，震华法师也因人因事契机论事。如护国史第一章《僧伽护国的疑问》，作者列举了时人对僧伽能否护国的种种疑问，并以教义真谛、历史事实和戒律基本精神回答了这些疑问。在回答僧伽因护国而杀敌是否违戒这一疑问时指出：“戒杀本是慈悲宗旨”，但是，如果坐看敌人挥刃杀我同胞，“实与大慈悲主义不合。因此倒不如内存菩萨心肠，外现金刚怒目，歼灭少数敌人，救活多数生命”，“虽犯杀戒，却是护国爱民的菩萨心所驱使，不但不成罪过，反而积了功德”^[16]。《历代僧制泛论》在评析历代僧制时认为：“诸祖制立规条，贵于活泼运用，等于学参话头，不可死于言句之下，必须翻转身来方得受用。”^[17]《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一文以古德为例，主张高僧在恪守“不废道业”、“不毁戒条”、“不营俗务”的严格信条下，可以随缘应世，“为护国救民而参议政治，因参议政治而护教度生”^[18]。

　　（三）以“继承传统，有所变通”的史法编书著文

　　震华法师史学著述的体例基本上继承中国佛教史学的传统。这大概与他受学于私塾寺庙又饱读佛教史籍有关。他的《续比丘尼传》编述体例大致与《比丘尼传》相仿，仅有细微不同处。全书不分多科，基本上一人一传，与传主有关或类似的人物在传中附带叙及。人物先后编次以朝代为序，同一朝代一般以传主生卒时间为序，篇目均冠以传主所在地名和寺（庵）名。《兴化佛教通志》继承了传统地方志体裁，又根据兴化佛教实际情况稍有变更。《通志》分十卷，每卷又列若干目。卷首“教源”目为兴化佛教弘传概述，以下各卷文字上虽未表“志”，实含“志”的内容。如卷一“梵宇”目，实为兴化“寺庙志”；卷二“僧彦”、“尼范”、“居士”、“信女”四目，实为兴化佛教“人物志”；卷四至卷九的“碑目、书目、塔铭、记、序、传、诗、杂文”等目，实为兴化佛教“金石志”和“艺文志”。与一般方志不同之处为：卷三“法要”目记载了兴化历代高僧的机缘语录；卷十“记事”目以帝号甲子记年，编载了唐贞观三年巳丑至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年间兴化佛教史实238条。因此，《通志》的体例实以“志乘体”为主，同时吸取了“灯录体”和“编年体”某些长处。

　　随着西方现代研究史学方法的传入，我国史学著作体例和写法有所变化。震华法师的《僧伽护国史》也受到影响。此书不同于佛教传统史籍大多以记述史实为主、稍加评赞的格式，而是史论结合。全书分四章，外加开头的“弁言”和结尾的“余论”。“弁言”和第一章《僧伽护国的疑问》、第二章《僧伽护国的思想》以论为主，用史证论；第三章“僧伽护国的设置”以史实为主，夹叙夹议；第四章“僧伽护国的史实”，则皆录史实。“余论”附有一表，将僧伽护国的史实加以归纳，使读者一目了然。全书大多以现代文辞表述，有些篇章议论风生，颇有气势，比一般史籍引人阅看。

　　震华法师对佛教史学的贡献足以证明，他是三四十年代僧伽中少有的史学俊才，是现代中国承前启后、卓有成就的“佛门史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尽展其才。苇一等祭文谓：“苟能终老林泉，专治史学，赞宁义楚未可专美于前。”^[19]这并非过誉之词，而是中肯的评语。

　　注　释：

　　[l]莲庆：《痛念亲教震华法师》，见《碧岩文选》第86页，南洋佛学书局，1977年版。

　　[2]转自《痛念亲教震华法师》第88页。

　　[3]夏丏尊：《兴化方外诗征序》，见《兴化佛教通志》卷五，上海佛学书局，1944年印行。

　　[4]赵杞： 《一瓣斋诗集序》，见《兴化佛教通志》卷五。

　　[5]震华：《兴化佛教通志》卷一。

　　[6]震华：《自述行略》，见《碧岩文选》第78页。

　　[7]濮一乘：《上海玉佛寺震华实禅师铭塔》，见《碧岩文选》第81页。

　　[8]震华： 《历代僧制泛论》，见《碧岩文选》第2页。

　　[9][11]守培：《续比丘尼传序》，见《兴化佛教通志》卷五。

　　[10][14]震华：《续比丘尼传序》，见《碧岩文选》第68页。

　　[12]震华：《夹山宗谱序》，见《碧岩义选》第65页。

　　[13]震华：《昭阳圆通庵志序》，见《碧岩文选》第67页。

　　[15]震华：《僧伽护国史》弁言，见《碧岩文选》第57页。

　　[16]震华：《僧伽护国史》第一章《僧伽护国的疑问》，上海佛学书局，1933年印行。

　　[17]《历代僧制泛论》，见《碧岩文选》第13页。

　　[18]《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见《碧岩文选》第51页。

　　[19]苇一等：《六虞传供祭文》，见《碧岩文选》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