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音 2001年第6期 (总第202期) 第19页

滴水归沧海 诗留片石情

——读朴老诗兼评朴老诗论

林 岫

  读朴老的诗,犹如面对一泓清溪。就是那种在山岩林丛中,不择地势,随处而安,自由流淌的清溪。是它,点缀了自然,带来了勃勃的生机。朴老的作品,大都率真平和,质朴无华,潺湲的流响汇成音乐,清澈的溪水坦露心地,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读出心声,感受到它的真实和亲切。即使那些偶而因时因事所赋的慷慨激昂之作,也似沿着山壁奔驰而下的溪流,珠溅声飞,发出震撼人心的轰鸣,让人久久难以忘记。

  朴老的诗,大致可分为传统诗词、散曲和新体诗三类。1961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滴水集》和197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片石集》(含《滴水集》部分作品),收录了朴老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作品,加上逝世前二十年的数百首散篇,据其身边工作人员说,朴老留下了三千余首诗歌文学作品。这是当代诗苑的莲花,佛教文化的正果,是当代文学宝库中重要的文化财富。

  朴老一生清襟素浣,谦挹恭谨,从不以诗人自居。但是,若从见载的最早的诗,即作于1941年的《哀辛士》(此诗为哀悼皖南事变殉难烈士而作,“辛士”是“新四[军]”的谐音)算起,朴老作诗至少有60年的漫长历史。单凭这一点,在二十世纪诗坛上,朴老足可称堂堂元老。

  朴老诗笔清劲,逸思风骞,人生百态、感时喻事、河山胜概、咏物嘤鸣,尽可手到擒来。在语言风格上,朴老的诗简洁明快,直抒胸臆,过目上口皆爽爽然,间以诙谐调侃作点讽喻戏谑,亦思致高峻,声调自好。不做作,不艰涩,统以气骨胜之,本色自然,一如清溪,也一如朴老的为人。

  从诗体看,朴老无体不试。五言、七言,自不必说,偶而试手的三言、四言诗也作得意语落落,颇见声情应合之妙。绝句、律诗、古风、词曲诸体,皆走笔自如,用楚图南先生的话说,“朴初居士胸次湛然,做诗也同为人,俱即目即见,如是如是,不拘体裁,一并禅家本色”。

  朴老对中国古代诗歌文学寝馈甚深,积学甚厚。在群星璀璨的古代诗歌史中,朴老说他最崇敬和喜爱的诗人,“前有屈原、陶渊明、王维、杜甫,后六代(指宋辽金元明清)有苏轼、元好问、龚自珍、敬安(八指头陀)”。特别是对杜甫的“入世情”和“忧国忧民”、东坡的“无穷境”,朴老总有很多话题。朴老诗中,多处可见借用杜甫诗句或诗意脱口而出的佳句。朴老说,“哀乐系民、自然出奇、无华生采,都是诗心澄澈、修持有素的至上境界,所以这八个人的成就,他人难及”。朴老在诗歌创作中“愿随志士共登攀”而执着一生的追求和响往,正是这个境界。为此,他以殚心一生的创作,诗禅合一,在火热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作出了开拓性的实践。

  1998年初夏,朴老评布赫诗时说,布赫“诗句朴实无华,这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文采;诗情真挚意切,这是从深沉宽广的胸怀中流露的赤诚;诗境怡恬清淡,这是对血与火的斗争升华后的气韵”(见《布赫诗集·序言》),其实,此语移来评价朴老的诗亦十分允惬。诵读朴老的诗,都不可能不被其无华的文采、赤诚的真情、恬淡的诗境,以及特有的清气韵致所感染、所激励,进而从心底升腾起不尽的敬意。这就是朴老诗的魅力。

诗境无穷山外山 愿随志士共登攀

  熟悉朴老的人都知道,在讨论佛教与社会、佛教与文化的关系方面,朴老素有“佛教本生活”、“佛教是文化”和“人间佛教”等重要观点。基于这些观点,朴老在诗歌创作中又有“诗是参修生活的文学表现”、“坐亦禅、行亦禅,无价心藏口吐莲”、“诗境无穷”、“修德积学,笔灿莲花”等见解。

  朴老在《片石集·前言》中自述写诗经历时说,“幼年时,由于家庭和环境关系,胡乱读过一些古诗词,逐渐受到了感染,发生了兴趣。年龄稍长,渐懂世事,用诗歌语言表达内心感受的愿望不禁油然而生”,后来“世界形势与国家形势都发生着空前巨变之际,新事物、新问题纷至沓来,不仅是前人所未道,并且还是前人所未知”的,朴老开始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不参修新时代的新生活,想写好今天的诗,谈何容易”。

  朴老笃信佛教,茹素行善,是当代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在海内外负有极高的声望,尽管他常常谦谦自称是佛门四众弟子之一的普通居士,但上门叩教就学于朴老者总是很多。朴老说,“古往今来,佛门诗僧代不乏人。所以,常有人来问我:‘出家人讲四大皆空,为何还要作诗?’其实,志南(南宋诗僧)作诗跟东坡居士作诗有什么两样?诗是参修生活的文学表现。连六祖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意成诗,有什么可奇怪呢”。数十年来,朴老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又为了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越九野,涉百川,所到之处,弘法作诗,趁兴雅咏,留下了“坐亦禅、行亦禅,无价心藏口吐莲”的无数佳篇。

  朴老一向注重修身养性,严于律己,主管佛教协会工作中,也常常要求大家注意“修德积学,笔灿莲花”。朴老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佛教徒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佛教徒应该在“修德积学”两个方面都是最出色的。“修德”就是以德养性,嘉德可范,“积学”就是以学养性,诗文明智,鼓励大家做“福德智慧二资粮,菩萨善备无边际”的诗僧、学问僧。为此,朴老自命斋室曰“无尽意斋”,一则谓“报众生恩,报国家恩,报三宝(佛法僧)恩”无穷无尽;二则谓修德积学无穷无尽。因为此斋名与清初诗人厉鹗(号樊榭)的斋名相同,又俱乞借“无尽意菩萨”之名而来,所以1996年冬所作《次韵和友人贺九十生日诗》其三曰:“普贤行愿锡斋名,敢与前贤(即厉鹗)试比伦。万劫千祇无尽意,香花供圣供凡人。”在朴老看来,佛教既是文化,弘法作诗,以诗课为必修,试比前贤,作一名禅林诗人,应该是顺理成章且无穷尽的事业。朴老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事业的突飞猛进,广大人民的意气风发,时时都鼓舞着我,鞭策着我。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不断在内心中引起了强烈的激情,愈来愈觉得非倾吐出来不可”(见《片石集·序言》),所以佛课之外拈笔作诗,也就“随缘得文字,顺应世间情”了。

  1981年开始,朴老在《法音》上陆续发表其著作《佛教常识答问》,以一位传统文化人的审视阐述了他对佛教的很多精彩见解。佛教是富于理想主义和超然主义色彩的文化宗教,其最高的境界是通过参修,领略宇宙无穷和人生有限以期获得心灵的顿悟,将有限身寓于无穷境中,成就正果,进而获得超然自在,达到永远常乐我净的境界。朴老对“无穷境”的理解,跟东坡居士的诗有关。朴老说他读东坡在海南儋州时所作的《新居》诗,最感动的就是“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二句。“东坡顿悟到宇宙无穷无尽而人生有限有尽,所以他即使面对艰难困苦也能守贫于静,随遇而安。东坡说‘寄我无穷境’,是将有限人生托寓于诗境无穷之中,诗境无穷,精神也无穷了,所以东坡有‘我如镜中物,镜坏我不灭’的句子”。“无穷境”之说,语妙如偈,可释佛教教义,也可释朴老作为“无尽意斋居士”诗人的一生。由此观之,朴老常说的“我们都是一滴水,只要尽力为之,滴水可奔入江海,永不干涸。唯有身归大海,滴水方得功德圆满”,正是他以有限生命奉献于无限事业的崇高人生观的生动诠释。

  “四人帮”被翦除之后,在毛主席写给《诗刊》的信发表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朴老发表了一首长诗作为献词。诗的最后八句曰:

  方今恶草喜锄芟,妖雾扫空天地宽。
  革命事业看风抟,回荡万里助文澜。
  行见百花开满园,推陈出新新又翻。
  诗境无穷山外山,愿随志士共登攀。

这里,又一次说到“诗境无穷”。如果结合朴老六十年代所作《百字令·延安礼赞》之“岩穴神州小。旋转乾坤无尽愿,终把魔氛尽扫”,七十年代所作《洪湖曲·吊贺龙同志》之“人生自古谁无死?英雄事业无穷已”、《木兰花(令)·芳心》之“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八十年代《佛教常识答问》之“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贺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之“自是文章千古事,待听歌唱五洲同”,以及1996年10月于北京医院所书的遗嘱诗之“花落还开,水流不断”等,我们都不难读出朴老对繁荣昌盛的祖国大业、佛教事业和诗歌文学事业的美好祈愿,及其“鞠躬尽瘁,死而不已”的博大胸怀和“无尽意”的奉献精神。

  禅林作诗由来已久,其历史几乎跟佛教历史一样久远。所谓“自有林下一种风流”、“有偈唤作诗”等皆言此事。以禅入诗也好,以诗喻禅也好,意理得悟,发为吟咏,俱是禅林内外文人表情达意的一种文学方式。因为思维的产物必须借助语言文字和形象才能表达出来,所以尽管禅林提倡“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但是,无法抗拒的诗歌文学的形象魅力,终究使禅林作诗成为一个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的传统绵延下来。元释英上人《呈径山高禅师》偈诗曰:“参禅非易事,况复是吟诗。妙处如何说,悟来方得知”,正正道出说禅作诗在静默参悟、冥思观妙方面本无差别的共同性。诗与禅,缘份非浅,但禅林四众弟子作诗跟社会上文人毕竟有所不同。禅林作诗在内容上囿游于山水自适、体验感悟或理念观照之类,言多不及政治风云和时事动态。朴老《偶感》所说“心慧难能心志驱,风过两耳几人知。衣衫岁岁翻新样,岂可笔无时代诗”,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中肯地指出了禅林诗有不关注政治和缺乏时代感的不足之处。

  朴老诗跟一般禅林诗不同。其诗抒情述理,总“带情韵以行”,且富有时代感,对社会政治风云、国际时事动态等一旦有所触动,都能及时落纸为诗。即使述理,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见《景德传灯录》),在朴老笔下也会以鲜活的意象凝练含蓄地洞达其理,而无一般禅林诗常见的理玄入窟之病。

  朴老诗的时代感,从内容上看,近写民族亲情、百业腾飞、新人新事的自不必说,远写反对罪恶战争、祈愿世界和平的《访广岛》(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作)、《印度纪游·勒克瑙城》(歌颂1867年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菊花新》(歌颂古巴人民的抗美斗争),赞美和平友谊的《观朝鲜艺术团演出》(“同心岂只歌同调,碧血同流鸭绿江”)、《百字令·印尼三宝洞》(“西射天狼东射日,兄弟同心御侮”)、《贺大西良庆长老白寿》(“好为和平常住世,平风平浪太平洋”),揭露并讽刺霸权主义及破坏和平统一的丑恶行径的《不是路·题漫画〈美国商船出洋记〉》、《某公三哭》、《如梦令·蒋匪帮“反攻大陆”》等,都不但展示了朴老“讴歌但见五洲同”的伟大情怀,也显现了朴老在开拓诗境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朴老述理诗,富有情趣哲理,若非反复吟咏,不得领略其深致。例如“文革”初始(1967年8月)所作《大江》:

  大江万里流,泥沙挟俱下。
  千古不伐功,万人不嫌骂。
  狂亦圣之徒,鸣鼓攻求夏。
  观过可知仁,忠直发叱咤。
  日食还复明,天衢期腾驾。

此诗咏物寓意,远在句外。其中“观过可知仁”、“日食还复明”等句,竟然有照醒后事之妙。过来人诵此,当叹其明眼。述理诗中有一类评鉴古人的咏史诗,也颇耐细赏。例如古风《读史杂诗》(1974年)中评秦始皇,牵出王安石、严复之论;评李斯,以“凡物禁太盛,喟然舍酒尊。夫岂不知止?贪欲羁其魂”切入;评曹操,言“知人难眩伪,拔才皆堪任。与敌对阵时,意思闲且定。乃至一发机,气势倍奋迅”等皆著眼不凡,思有独到。又古风《韩非子》七首(1974年)之六,诗曰:

  誉舜则伤尧,誉尧则伤舜。
  尧舜不两誉,譬若矛与盾。
  子矛攻子盾,妙喻竞引证。
  韩子特术耳,岂知物之性。
  盾中自有矛,矛中自有盾。
  誉尧亦伤尧,誉舜亦伤舜。
  两誉可无伤,两伤或有庆。

明明一篇正论文字,硬是破觚为圆,专自“誉、伤”二字辗转而下,写得笔如连环,暗含机锋,殊有情致。特别是“盾中自有矛,矛中亦有盾”,真可谓卓卓独见。

  “诗境无穷山外山”,可以理解为朴老的诗歌创作观点,也可以解读为对朴老这位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时代风云变幻的当代诗人创作实践的形象描绘。

竖起脊梁真佛子 扶持正义健为雄

  朴老常说,“善恶本相对,嫉恶即助善。弘道,就是慈航普渡,唯善是从,唯义是举”,又说“佛门温馨,愿天下和平,但是,哪有善恶不分的真佛?”所以,每逢风云变幻之时,我们都可以读到朴老以笔为戟、态度鲜明的举义扬善之诗。

  五十年代,以大谷莹润长老为首的日本佛教徒为促进日中友好,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跟日本复辟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至六十年代初始,大谷长老宣布退出执政党,义声振及遐迩。朴老闻讯,非常激动,“遥望扶桑,喜拈此偈”,高度赞扬了以大谷莹润长老为首的日本佛教徒的正义斗争。诗曰:

  虎狼之心不知止,伥鬼之行不知耻。
  冲开瘴雾震雷音,竖起脊梁真佛子。
  扶持正义健为雄,群力何难制毒龙?
  莫道黑风吹浪险,已看朝旭照天红。

这首《寄赠大谷莹润长老》古风,清骨凛然可见,在日本佛教界广为传播,影响颇大。“竖起脊梁真佛子”、“扶持正义健为雄”这些诗句所焕发的人格力量,足可为天下佛门自立栋梁。

  在此前后,为支持南朝鲜和越南人民的反暴反霸斗争,朴老曾写下《刮地风·咏风暴》三首、《越南杂咏》三首、《越南庆捷》、《喜越南南方军民新春大捷》等诗,皆正气腾举,非大笔不能到,表现了朴老作为现代佛门中人关注世界政治风云的博大胸怀和助善嫉恶的弘法精神。

  1961年3月,朴老飞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前应邀参加泰戈尔百岁诞辰纪念会。纪念会上,印度科学与文化部长卡比尔恶毒地将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事件说成是“镇压西藏”,又说“中国要侵略印度”,“如果泰戈尔还活着,也一定会谴责中国的”。轮到朴老发言了,他大踏步地走上讲台,面对六十多个国家的二百余名代表,义正词严地反驳了卡比尔的反华谬论,维护了国家尊严,博得了友好国家代表的热烈掌声。为此,朴老夜不能寐,挥毫写了一首55行新诗《如果泰戈尔还在》:“突然的挑衅,受到了应有的打击。决不让诬蔑诽谤,破坏人民的友谊……一盘棋黑白分明,一池水清澄见底。如果泰戈尔还在,该受谴责的是谁?……满堂的掌声,潮水般涌起。这掌声,来自五大洲的人,也来自印度兄弟……”此诗音节铿锵,诵之回肠荡气,颇得陈毅元帅的赞赏。朴老的精采发言和长诗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真应了《维摩经》上的那句话:“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

  题画诗难喻大义,通常为诗评家和读者所轻,但朴老有一首题画诗喻义明志,写出了清骨气节,不可不读。1977年朴老为女画家萧淑芳画的花卉长卷题了一首“临江仙”词,题毕,发现花卉长卷中没有画玫瑰,又补题了一首。词曰:

  不画玫瑰殊可惜,为君补入诗歌。色香绝代几能过?妙堪持供养,人杰与仙娥。  岂独爱花兼爱刺,锋铦何减吴戈?不辞流血对摩罗。可能添一幅,惠我意如何?

在《片石集》发表时,朴老加注说明“摩罗”(梵文mara的音译)即魔。此词上片写玫瑰“色香绝代”,美比仙娥;下片写玫瑰“锋铦何减吴戈?不辞流血对摩罗”,德比人杰。这种人格化的写法,颂扬的是玫瑰扶正刺邪的铮铮骨气,实是朴老自己坚持真理、举义扬善的素德丹忱的倾诉。

  朴老慈颜善目,说话待人俱祥和霭霭。因其诗书婉雅,世称特出,逢人求书乞题,朴老皆“随缘得福”,故廖承志、陈毅等友人有时调侃,呼之“赵菩萨”。但是,这位“菩萨”,无论是面对大是大非的政治变幻,还是参与学术领域的讨论争议,都颇有见解,有那种“莲心无滞碍,遇事总分明”的心地澄明。1965年中国学术界曾有一场不大不小的“王羲之《兰亭》真伪”辩论。当时以持“伪托”说的郭沫若等人和持“非伪”说的沈尹默、高二适等人各为论辩一方。此事本属学术性论辩,但因康生插手,使问题复杂化,不少学者和书法家,或作壁上观,或噤声如秋蝉,暗忖事态发展。沈尹默先生倒也泰然,曾写诗寄与朴老,其中一首小序说:“顷得京中友人书,说及马路新闻,《兰亭》自论战起后,发生许多不正当的地域人事意见,分岐揣测,仍用前韵,赋此以辟之。”朴老也有次韵七律复寄之,其中一首曰:

  好凭一勺味汪洋,剖析精微论二王。
  运腕不违辩证法,凝神自是养生方。
  功深化境人书老,花盛东风日月长。
  一卷感公相授意,岂徒墨海作津梁。

朴老明知康生是有恃无恐的“刀笔吏”,却“法眼无私,无非是道”地公开赞扬沈尹默“剖析精微论二王”,并充分肯定了沈不仅人书俱老,而且坚持真理,人品可仰(“岂徒墨海作津梁”)。二人诗出,远播海内外,纵当时难言者多、仗义执言者少,仍有不少学者对朴老的正笔无畏表示了由衷的敬服。

  “文革”期间,朴老因中国佛教协会停止工作也曾去搓过煤球。后来,逢人问起此事,朴老笑道:“那段时间锻炼了身体,也写了不少诗词。”从《片石集》中发表的“文革”期间的136首诗词看,朴老在国家和民族命运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无时不在忧国忧民,又无时不对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充满信心。从《蝶恋花·杨花》(1967年11月)的“乍认是花终不是,跋扈飞扬,赫赫炎炎地。不管落红春恨积,胡然天也胡然帝(《诗经·鄘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反听曲》(1971年3月、9月)的“落得个仓皇逃命,落得个折戟沉沙,这件事儿可不假,这光头跟着那光头去也!这才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等为林彪、康生、陈伯达反革命阴谋家画相的诗词中,不难读出朴老以笔为戟,“锋铦何减吴戈”的战斗精神。与这些刺邪抨恶诗恰成反照的是朴老满怀哀惜痛惋之情创作的《陈毅同志挽诗》(1972年1月8日)、《周总理挽诗》(1976年1月9日)、《朱委员长挽诗》(1976年7月8日)、《毛主席挽诗》(1976年9月9日),以及稍后所作的《洪湖曲·吊贺龙同志》等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丰功伟绩的诗。诗中厚重的历史感和沉重的沧桑感,让人受到莫大的震撼,至今复读,都不免沧然涕下,感慨不已。

  这段时间,朴老还写了一部分歌颂雷锋、王杰、门合、铁人王进喜等英雄人物,以及“终信晓珠(指太阳)天上,照他红艳千般”(见《河满子·东山》,1967年8月7日)、“摧枯不有奔霆怒,转绿安知化雨功?倘许綵毫长假我,讴歌期见五洲同”(见《风云》,1969年9月)、“望中景色无边好,竞艳争妍万木春。可知病树此时心?也欣欣”(见《青山远·答友人》,1970年4月)等坚信阴霾终去而阳光即曙的充满希望的诗。

  每读及此,我都会被这位自称“在旧中国生活了前半生”的老人所持的不移信念所感动。大道如磐,奈何风雨,而朴老饱经风雨,却以“片石诚坚,沧海可填”、“滴水可奔入江海,永不干涸”的精神,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从未放弃过“唯善是从,唯义是举”的呼吁和努力。“竖起脊梁真佛子”——朴老体道成佛,其信仰和作为正自尔馨。

暂借旧碗盛新泉 更存薪火续灯燃

  朴老常说,“我非专职捉笔的诗人。幼时读诗、爱诗,稍长作诗,全凭爱好,后来感时喻事写得多点,有时甚至到了非诗不足以吐述心曲的地步,我仍然认为我只是一个诗歌创作的探索者、爱好者”。朴老的探索,从《片石集·前言》自述作诗历程中可以看出,那是历经60年的执着追求、“留心反思”和不断尝试的过程。其间,留下了三千首诗的花果,也留下了朴老作为诗歌创作改革者开拓的足迹。

  除《如果泰戈尔还在》、《胡兰子》等少量新诗外,朴老一生所作主要是传统格律诗词。朴老说他年青时也试写过一些新诗,但是几十年下来,“还是逐渐倾向于多采用我国诗歌的传统形式,即五、七言的‘诗’、长短句的‘词’,和元明以后盛行过一时的‘南北曲’”。朴老认为,既然热爱传统的格律诗词,那么“动动脑子,想想如何适应新时代,拿起笔再试着写些新东西,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事”。所以,在如何继承借鉴传统诗歌创作形式及语言技巧等问题上,朴老始终以改革为己任,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并时有高见。譬如“暂借旧碗盛新泉,更存薪火续灯燃”、“诗舟欲得好风助,也赖流波前后推”、“用其可用,革其当革,创其能创”等,都无疑生动地表明了他对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和诗歌改革等问题的深沉思考。特别是1965年春天,陈毅同志跟朴老闲谈文艺改革,转述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文艺改革以诗歌为最难,大约需要五十年的时间”等看法后,朴老更加感到“体随时新,旧调难沿”的迫切感。朴老说,“我当时很激动,那段时间常常想起屈原那句名诗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对于一个求索者的我来说,倘能在这漫漫修远的道路上做一片铺路的小石头,即使将被车轮碾碎,终究能起一点垫脚的作用,也还是可以欣幸的”。于是,1976年年底朴老总结了已经走过的二十多年的诗歌改革之路,落纸为诗,写了一首《毛主席写给〈诗刊〉的信发表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献词》七言古风长诗。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朴老的论诗诗。九个月后,朴老以“做一片铺路的小石头”立意,出版了诗集《片石集》。出版前,他在《前言》中述诗歌创作生涯时又回顾了自己改革探索的甘苦和追求。这些诗论文字,大多是朴老自述感悟和经验,语殊恳切,不乏真知灼见,是研究和解读朴老诗歌文学作品的钥匙,也是研究当代诗歌改革不可多得的资料。

  反复展读朴老的诗和这些诗论文字时,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印象时时冲击着我,那就是,朴老是一位带有创作自觉性的诗人,在生活阅历、欣赏和创作实践中蕴育出他对诗歌创作的观点,然后又由此进一步实践他的创作和探索。所以,我认为要想真正读懂读透朴老的诗,必须解读朴老的有关诗论,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朴老的诗和解读了他的诗论,才有可能真正了解这位走过60年诗歌创作道路的诗人。

  综述朴老在当代诗歌改革方面的成就,有三点卓卓可道。这三点,曾被朴老戏称为“三大妄为”,实则是“用其可用,革其当革,创其能创”的“三大敢为”、三大贡献。

  其一是“用其可用”,激活了沉寂已久的“曲”,赋之以新内容、新语言、新神采,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

  朴老说,“古代文人有个成见,都认为曲不及词,词不及诗。就诗体地位而言,曲是不登大雅的‘小道’,没有什么地位”,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点近乎冒失的尝试。但结果证明‘曲’这种诗体也是可登‘大雅之堂’的”。这个“证明”自1959年始作曲至1964年《某公三哭》发表,大约有五年多的时间。1994年朴老回忆此事,曾感慨地说:“初试作散曲时,就有朋友劝我,说诗体甚多,何必去写曲子,我当时举了四个理由说服他,后来发表了《某公三哭》,朋友看了,笑了,说‘你说对了’。看来,言之不信,明之以行,写诗也要人去探索”。这四个理由,文字见载于《片石集·前言》朴老自述。朴老认为曲子通俗,正好表明它有群众基础;曲语言描摹人物的神气口吻最能出神入肖,在一般诗词创作中所不容许的泼辣、俚俗、刻露等,在曲中却是出色当行;曲不仅在句型上突破了诗的单调齐整(仅指典型的五、七言),也突破了词谱的限制,“许多曲调的句数可以顺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故更能方便现代诗人表情达意,另外,曲可以单行,也可以数调合一,组成“套数”,犹如今称组诗,“套数可长可短,可多可少,可以异调组合,也可以同调迭用(以‘前腔’或‘幺篇’表示)。作者可以随自己的方便,或作速写式的即兴小品,或作畅所欲言的宏篇巨制,伸缩幅度很宽,可以适应各种题材、各种时地的需要”。朴老激活了曲,为当代诗词改革作了贡献,并以自己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了曲的文学生命力,功莫大焉。朴老说,“在此之后,为了反对侵略古巴、越南等地的帝国主义,为了反对向我武装挑衅的外国反动派,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我曾多次试用‘曲’作为愤怒声讨的工具,结果证明它比较能够胜任。在传统各种诗体中,‘曲’是最能容纳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泼辣尖锐的风格的”。

  朴老的曲作中,《击落U-2飞机,全歼美蒋武装特务志喜》(用雁儿落带过得胜令)、《观演〈蔡文姬〉剧有作》(其三,用快活三带过朝天子四换头)、《越南庆捷》(用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某公三哭》(用秃厮儿带过哭相思,又哭皇天带过乌夜啼,又哭途穷)、《主仆地下相逢曲》(用鬼三台)等皆庄谐兼工,精采动人,堪称其代表作,足可传世。

  其二,是“革其当革”。在传统的格律诗词的创作中,为了方便今人读诗作诗,朴老提出了“格律可以突破,可以推翻,但推翻之后又必须有新的格律取而代之”、“衣衫岁岁翻新样,岂可笔无时代诗”等颇有开拓性的见解。如果说朴老激活了曲这个沉寂已久的传统诗体是“用其可用”的话,那么“严声宽韵”和“自定调式、自定调名”的“自度曲”等,则是“革其当革”的成功尝试。

  向朴老请教过诗词创作问题的人都知道,朴老一向是主张“诗一定要押韵”、“无韵非诗”的。这个观点在《片石集·前言》朴老自述中讲得非常清楚。朴老说,有人“要把西方所谓‘无韵诗’输入我国,恐怕很难为群众所接受。看来,我们将来的诗歌总还是要用韵的,这一构想,大致不会十分远离事实”。但是,因为我国方言地域广大,韵部难求统一,所以,在1975年秋朴老提出“同时定出‘宽’、‘严’两套韵部”的大胆建议,主张辨(平仄)声从严,用韵从宽(譬如诗用词韵)。朴老后来又多次表白自己的观点是助人以筏,“给南北诗人以方便,也就是给初学作诗者以方便,肯定会有利于普及和提高”。1977年秋,朴老又说,“我这么做,并无什么语音学的理论根据,只是取其可以减少韵部数目,放宽选韵范围,并且借京剧的广泛流行的影响,无形中为这一分韵法开通较宽的道路,便于使多数人容易接受而已”。这里说的“减少韵部数目,放宽选韵范围”,即是“严声宽韵”主张的具体诠释。虽然“定出‘宽’、‘严’两套韵部”的建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但“严声宽韵”的主张在诗界影响很大,至今仍有不少诗人在成功地实践着,也确实为很多初学诗者开辟出一条可亲可行的门径。

  “自度曲”的创试,用朴老的话说,是“自寻方便之门”。曲,跟词一样,在古代是必须依照曲调咏唱的,发展至今,曲和词的音乐性逐渐消亡,即出现“词、曲失唱”之后,词曲家便依调填写词曲,增强其文学可读性而不太顾及配乐了。所以,朴老在探索中,“渐渐又产生如下一种想法:既然不再是为‘配乐’而写曲,既然撇开了种种为‘合乐’而制定的传统曲律,那么又何必一定非沿用传统‘曲牌’不可呢?于是我尝试着自定调式、自定调名,姑且名之曰‘自度曲’”。自度曲,古代又称自制曲,源起西汉,《汉书·元帝纪赞》记载过“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窈眇”事。古人的“自度曲”,指曲家自己制腔(调)、自己填词。朴老说:“我略施其变,革其当革,只作词,不制腔,自定调名,自己方便,也方便大家欣赏。”朴老作“自度曲”,大都即兴而发,似信手拈来,却气格高致。七十年代所作《乐新春·弦鸣万众欢》、《凯歌还·读毛主席词二首敬作》、《冰轮引·贺冰心寿》、《永难忘·国庆颂》等,或开阖爽快,或屈曲洞达,或妍深和婉,或沈雄骀宕,皆长窈短折,自成断续吞吐之妙,堪称其代表作。

  其三是“创其能创”。朴老在1980年5月创辟汉俳新诗体,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拓开了一条新的和平友谊之桥。“朴老创辟汉俳迄今已有二十年了。无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还是在中国诗歌史上,朴老都功德无量”(日本文学研究学者、中日诗歌比较研究会会长刘德有先生语)。

  朴老创辟汉俳,并非偶然。这是他几十年来执着地以诗书交流通好芳邻、促进世界和平的思想的具体表现。汉俳问世之前,中国诗人知有日本俳句,而且近现代也有不少留学日本的学者试用日语创作日本俳句,但未见有人想到创辟汉俳。尽管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在1922年《诗》创刊号上曾撰文说“日本亦有俳句,都是一句成诗。可见诗本不见长短,纯任气声底自然,以为节奏。我认为这种体裁极有创作的必要”,作过一次呼吁,但声过即寂,却没有一位应声而起去创作汉语“俳句”(17字音)的诗人。在二十年代中国诗坛兴起的“短诗热”中,汪静之的《惠的风》、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以及潘漠华、冯雪峰等人的《春的歌》等集中的短诗,虽然注重表现瞬间感觉,竭力追求俳句般的凝练简洁,但也只能说是受了日本俳句篇幅短小和某些创作特点的影响,而不能算是汉语的“俳句”。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半拥抱我们的那片太平洋不再成为两国往来的屏障,两国诗人开始频繁的交往,汉俳的诞生才势成必然。契机是1980年5月30日中日友好协会首次接待大野林火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俳人协会访华团”。当时日本诗人送来了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正冈子规等古代俳人的诗集。两国诗人欢聚一堂,朴老诗兴勃发,参照日本俳句17音,依照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声法、韵法、律法等特点,即席赋诗三首,诗曰:

  上忆土岐翁,
  囊书相赠许相从,
  遗爱绿荫浓。

  幽谷发兰馨,
  上有黄鹂深树鸣,
  喜气迓俳人。

  绿荫今雨来,
  山花枝接海花开,
  和风起汉俳。

  这三首诗就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组汉俳。当天在北海仿膳宴席上,林林先生也即兴创作了两首汉俳《迎俳人》。翌年4月,林林和袁鹰应日本俳人协会之邀访问日本,在日本《俳句》杂志上发表《架起俳句与汉俳的桥梁》一文,“汉俳”亦随之定名。当年《诗刊》第六期公开发表了朴老、林林、袁鹰等人的汉俳。1982年5月9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朴老、钟敬文等人的汉徘,中国诗坛为之注目,自此汉俳便由破土萌蘖开始逐渐蔓及南北。

  汉俳是朴老在现代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参照日本俳句17音(以五七五为式)创作的汉语新诗体。“古代汉诗是输出的,现代汉俳是引进后由中国诗人再创造而成的”(林林先生语)。汉俳因中日文化交往的历史因缘,借用了“俳”字古名,但汉俳既非中国古代的“俳谐体”,也明显有别于日本俳句,是当代诗坛百花园中的一株新花。

  我国古代的俳体(即俳谐体),是以戏谑取笑的言辞所作诗文的总称。例如杜甫有《戏作俳谐体遣闷诗二首》、南朝宋袁淑有《俳谐文》十卷等。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将俳谐体归“诙谐诗”类,并说“按《诗·卫风·淇奥篇》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此谓言语之间耳。后人因此演而为诗,故有俳谐体、风人体、诸言体、诸语体、诸意体、字谜体、禽言体。虽含讽喻,实则诙谐,盖皆以文滑稽尔,不足取也。”这段话讲得很清楚:称“俳谐体”,仅仅因为其言语诙谐、“文滑稽”的缘故。也就是说,“俳谐体”名之所出,是按其内容划分的,并没有在律式、字数和句式方面作任何限定。例如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每首八句,一首为五言古风,一首为五言律诗。笔者至今所见之俳谐体有五、七言体,未见也未闻有五七言间出的形式。今之汉俳,三行(三句)出之,句式为五七五,在形式上分格律体和自由体(即新诗体)两类,各擅胜场,或抒情,或感喟,或寓理,或针砭,可韵可散,可文可白,可庄可谐,未必只限诙谐滑稽一路,但凡湖山揽胜、雅评哲理、纪实咏物、慨时采风、寄赠留题等,异彩纷呈,无一不可入题。据此可见,今日汉俳决非古代俳谐体之延续,而且与不用韵、不究平仄和专注季语的日本俳句,也形同而实异。

  1994年春,朴老谈起初试汉俳的心情时说,“那事之前,我常有一种绵邈之思。总觉得,舍筏登岸,流自源出,万事都有个根源。先是我们汉诗东传日本,催生了日本的本土文学,譬如俳句、短歌、物语,但日本文人还是代代写汉诗,历时千三百年之久。两国的文化情缘不浅啊。现在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俳人歌人又把俳句短歌带到中国,我们中国诗人也写汉俳、汉歌,同他们友好交往,不就是‘诗无国界’、梅樱共放了吗?”朴老所言,正是他的高瞻远瞩。二十年来,汉俳这个新诗体不但受到愈来愈多的中国诗人的青睐,已有近千人的创作队伍,而且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新加坡、日本等国喜爱汉文化的诗人也开始试作汉俳。日本俳人歌人代表团的多次访华、中日俳诗交流会、诵唱会上数百人的交流盛况,甚至那些刊载于《现代俳句·汉俳作品选集》和《迎接新世纪·中日短诗交流会作品集》中的上千首俳诗作品都可以作出生动的证明。

  1987年春,为庆祝日本比睿山延历寺开山1200周年,朴老作了五首汉俳。8月初,应日本天台宗93岁的山田惠谛长老之邀,朴老赴日参加庆典活动,并出席了十八国世界宗教首脑会议和“日中友好三山(比睿山、天台山、五台山)法会”。会后,日方特意在比睿山文殊殿前安排了“赵朴初先生汉俳碑揭幕典礼法会”。朴老的“千二百年来,东西相照妙莲开,比睿与天台”(其三)等五首汉俳镌刻于石,这不仅是中日两国佛教徒致力于和平友好的见证,也是朴老“架木为桥诗笔先”,以诗书通好芳邻思想结出的又一友谊之果。

  朴老去了。朴老以诗为桥发展中日文化交流的遗愿,一定会发扬光大。这座为鉴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和朴老等文化人架设的和平友谊之桥,一定会越走越宽阔。有两千年历史的佛教文化的诗歌传统经朴老之手,已经笔灿莲花,拓开新境,今后法继慈恩,也一定会无尽灯传、发扬光大的。

  “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朴老去了,就象从身边流去的清溪,纵然望不见溪的身影了,我们依然聆听得到它诗一般美好的声音。那是以心血熔铸而出的生命韵律,它永远不会消失。

  伟大的逝者不会走远。

  “明月清风,不劳寻觅”。朴老的诗歌长存,精神不灭。朴老永远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