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1日是赵朴初会长逝世一周年，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以此为契机，本刊派记者专门走访了离休的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游骧先生。

　　游骧先生已年近70岁，依然思路敏捷、条理清晰。他在20世纪50年代多次随朴老出访南亚诸国，80年代初即在朴老身边工作，与朴老共事多年，相知甚深。一谈到朴老，他动情地说，朴老是新中国佛教继承传统、面向当代、开拓未来的一个时代的代表，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他是“文革”劫后重振中国佛教并开拓出广阔发展前景的巨星和泰斗，我曾以两句话来概括朴老一生，那就是：“为党为国为教为民，无私无我无畏无尽”。说到此，游骧先生陷入沉思，仿佛面对着朴老坚毅而慈祥的高大形象。接着，他深情地回顾了朴老大力推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贯彻落实、振兴佛教的不朽业绩。　

　　赵朴老是发起筹建中国佛教协会的一个主要人物，也是发起创办《现代佛学》的主要人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他同三大语系佛教大德一起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这一旷古奇勋。“文革”前，朴老作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一直主持中国佛教协会的实际工作，在开展爱国运动、加强民族团结、兴办佛教教育、发展佛教文化、开拓佛教国际交往、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贡献巨大。例如：筹办并建立了中国佛学院；以向日本佛教界赠送一尊佛像为契机，在中日关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与大谷莹润、菅原惠庆等日本佛教界老一辈大德共同开拓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渠道；把握住国际佛教界于1956年纪念佛陀涅槃2500年之机，开展了与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交往，其后通过召开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举办玄奘、鉴真国际性纪念活动，把友好交往从东南亚推进到东北亚。也在这一时期，与喜饶嘉措大师等一同率团参加了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使中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中国是创始国之一），并解决了“一中一台”、“一中一藏”等问题。在佛教文化方面，恢复重建金陵刻经处；组织佛教学者对房山石经进行发掘、整理与研究；应斯里兰卡的请求，组织国内一流佛教学者撰写世界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分的条目；修建佛牙舍利塔等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二十年间，赵朴老全面主持中国佛协的工作，成就辉煌，尤其是在有关宗教理论、政策及法律、法规方面的贡献，不仅惠及佛教界，而且惠及整个宗教界，对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是1981年调到中国佛协工作的，当时佛协和全国佛教百废待举，为此我与朴老交换过看法：“文革”劫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收拾河山重振佛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外缘具有决定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就是最重要的外缘，这是一个极好的增上缘。但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拨乱反正、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比起其它领域各种阻力和困难都要大一些。思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是实际工作拨乱反正的先导，因此应从宗教理论上下功夫，作为突破口。对于宗教问题，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指导的，因此朴老提出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体系，否则我们在宗教问题拨乱反正上就无法有所作为和建树。朴老自己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一时期，朴老的报告、文章和上书中央领导的信件达几十乃至上百万字，大多涉及宗教政策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他对这些问题非常关注也非常敏锐，从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出发，并上升到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将佛教徒的局部利益与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高度统一起来，依此发表见解，尖锐而精辟，其中相当一部分见于他在全国政协历届会议上的发言和致中央领导人的函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各方面工作开始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和贯彻。但是，宗教问题上“左”的思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表现得相当突出。八十年代初，在宗教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一些人士提出要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批判“宗教神学”，大力宣传无神论，来扫除“新宗教”和一切宗教迷信，并且布置在信教群众中开展批判宗教神学的活动，还强调批判宗教神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这种观点和做法如不澄清和纠正，势必把当时宗教工作的重点从恢复、落实宗教政策转移到开展对宗教的群众性批判上来，妨害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建设四个现代化。有鉴于此，朴老同有关人员商议后，在权威性理论刊物上发表了题为《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的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老一辈革命家在五十年代初提出的我国宗教在社会政治方面具有的五个基本特征，即我国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并从分析宗教的五性中指出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宗教的五性论“是我国无产阶级在宗教问题上长期实践的重要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对宗教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朴老联系我国宗教和宗教工作的实际，指出以“批判宗教神学”、“扫除宗教信仰”作为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手段，“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问题的基本原理，不符合现阶段党和国家总任务的需要，不符合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指出“批判宗教是实现四化的前提”是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口号。文章还对“马列主义政党之所以对待人们的宗教信仰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当时流传的若干偏激、错误的理论政策性提法提出了批评。朴老的观点得到中央的认同，贡献巨大，否则刚刚起步的宗教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

　　朴老始终强调要理顺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他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问题都有创见。例如，提出宗教构成的三要素，即宗教的信仰形态、文化形态和（由宗教徒组成的）社会实体形态。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许多论断针对的是宗教的信仰形态，而宗教政策法规涉及的主要是宗教的社会实体形态，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后朴老还特别强调宗教的文化形态，如提出“佛教是文化”。这并非要淡化宗教的思想信仰形态，而是针对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无视宗教的科学文化内涵，将宗教的文化形态剥离突出出来，其实是在强调“宗教首先是一种信仰，同时还是一种文化”。朴老思想敏锐，提出的观点非常尖锐，敢于突破思想理论禁区。例如，宗教徒可以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一般来说不成问题，宗教可以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也可得到认同，但宗教能否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呢？这是个思想理论禁区，朴老从宗教文化角度，从宗教教义积极因素的角度，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肯定回答。又如，朴老还提出，当代中国宗教从整体上说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上层建筑的残余，而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经过反帝爱国运动、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改造的洗礼，中国宗教社会政治状况已脱胎换骨，从实体和作用来说，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认为现今中国宗教文化、宗教实体仍是旧社会上层建筑残余，更是脱离实际。朴老在宗教理论政策方面的贡献，在工作调整的关键时刻尤显突出，尤为珍贵。对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朴老为代表的佛教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与中央保持一致，同时朴老也敏锐地觉察到因这次风波以及前苏联东欧事件的逆反影响，对宗教严防、扣紧的倾向有所抬头。1990年中央拟定了一份关系到宗教工作全局的指导性文件，临出台前征求各宗教领袖意见。朴老应召从外地赶回，连夜阅读文件稿，撰写发言提纲，在次日中央召开的征求意见会上，坦诚陈词，就保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全面分析和正确估量宗教方面的形势，做好宗教工作，针对文件稿中一些重要的政策性提法，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政策性的意见和建议，接着又多次提出书面意见。朴老及丁光训主教提出的意见大多为其后出台的中共中央6号文件所采纳。这件鲜为局外人所知的大事，生动体现了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民主协商、广征博采的英明正确，也反映了宗教界北赵（朴老）南丁（丁光训主教）不愧为久经考验的中共中央的诤友，反映了朴老和丁老在协助中央制定、贯彻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中作出的诸多重要贡献。朴老当时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在今天看来，对于我国21世纪的宗教工作仍具有警示意义。

　　从工作实践上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朴老为此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并把这件大事作为80年代及90年代初中国佛协工作的重点。落实宗教政策千头万绪，从何入手，朴老十分明确，当务之急是解决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僧人无落脚点、无自主权，落实宗教政策就无从谈起。因此朴老当时多数的精力都用于改变那种寺院与宗教活动场所相分离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文革”前即已出现，但大量是在“文革”中造成的，除相当一部分佛教寺院遭到毁坏外，余下的一批重要寺院绝大多数掌握在文物、园林和其它部门手里。朴老1981年初去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后感到，排除恢复、开放佛教活动场所的干扰和障碍，关键是明确佛教寺院的领导管理体制。在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下，中国佛教协会向党政主管部门提出了佛教寺院应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下由僧人管理的体制和寺院管理办法的建议，强调除经政府批准开放的寺院（当时为数偏少）外，现有僧尼居住并过宗教生活的寺院也应实行此种管理体制，这为国务院主管部门制订《关于汉族地区佛教道教寺观管理试行办法》（国发[1981]178号）提供了雏型和基础。

　　为了通过有力的步骤将一批国内外影响较大的重点寺院交还佛教界管理，中国佛教协会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供了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建议名单。朴老和会内有关负责人多次参加高层次的内部协商，对国务院制订《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国发[1983]60号）起到了积极作用，促使一大批重要寺观移交佛道教界管理。

　　为了改变一大批寺观与宗教活动场所分离、正常的宗教活动无法进行、落实佛教房产政策困难重重的局面，协助理顺佛教寺院、道教宫观的领导管理体制，澄清非宗教部门一些人士坚持的不正确观点，赵朴初会长和佛协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后撰文就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作了系统的长篇论述。这篇论述以历史和现今的事实为依据，以有关的法律、政策为准绳，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为正确解决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在恢复、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的工作中，中国佛教协会做了大量直接、具体、复杂艰辛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一大批著名寺院得以恢复、开放，其中有的寺院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阻力很大，困难重重，纠纷迭起，尤以三座名刹为最。一是岭南地区历史最古、规模最大的名刹──广州光孝寺，这是我国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出家受戒的寺院，享誉海内外。该寺解放后虽被当地有关部门逐步蚕食，但直到1972年仍有僧人居住并过宗教生活。为收回光孝寺，朴老亲赴广东视察，向中央和广东省领导反映情况，据理力争，几经周折，中央和广东省领导采纳了朴老的建议，决定将光孝寺交还佛教界管理使用。二是始建于南宋，以寺院和摩崖石刻相结合而闻名中外的四川大足圣寿寺，建国后一直有僧人居住，“文革”中被文物及其它部门占用。落实宗教政策以后，国务院、四川省、重庆市三级政府下文，同意归还给佛教界，但占用部门顶着不办，多方干扰，横生枝节，阻挠宗教政策的落实。为此，赵朴老亲赴大足视察，与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并多次给中央、四川省、重庆市负责人写信，反映情况，据理力争，经过七年多的努力，在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下，圣寿寺才交还佛教界管理使用。三是开封大相国寺，落实政策难度最大，阻力重重，主要反对意见是：寺院早已被占用，不属落实政策范围，没有文件依据。而朴老依据的是开封作为历史名城当时无一座像样的开放寺院，二是相国寺历史文化影响重大，三是相国寺政策落实问题已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朴老两次亲往河南视察，就此作的许多讲话非常精彩。由于朴老上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强烈呼吁为大相国寺落实政策，引起了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视，立即派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赴河南调查情况、解决问题。根据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意见，经河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大相国寺终于被批准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不久即与日本相国寺结为友好寺院。朴老和中国佛教协会每解决一寺的恢复开放问题，都要涉及许多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问题，仅上述三大寺落实政策过程中的各种信件、讲话和文件等，汇编起来就可出一大本书。继后，在朴老的努力和中央、省、市领导的支持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特区矗立起一座崭新的佛教寺院——弘法寺。

　　此外许多寺院在落实宗教政策过程中，都有与有关方面往复的大量信件和调查报告等，朴老都倾注了无数心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可以说几乎每一座大寺院的落实政策、兴建或自主管理都离不开朴老的推动或介入。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宗教活动场所的格局整体上已经形成。

　　影响佛教发展的要素有三个，一是场所，二是经书，三是人才。因此朴老在落实宗教活动场所的同时，还主持恢复了中国佛学院、金陵刻经处，创办了《法音》杂志、佛教图书文物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先后组织召开了汉传佛教经书流通工作会议、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适时提出各级佛协和全国佛教界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为培养国际交往和弘法的人才，中国佛协还向日本、斯里兰卡、英国、韩国、缅甸等国家派出了数批留学生。

　　在佛教活动场所政策落实的大环境下，朴老提出了许多关系佛教未来发展的大政方针，把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其精神具体体现在他为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和40周年所作的报告。如朴老在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的报告中提出：“我以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就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问题，朴老1995年在海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全面阐述，也体现在朴老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报告中。朴老说：“中国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佛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对佛教的基本要求。”同时他还强调：“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做到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上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的基本前提。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或相协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一份报告中，朴老针对佛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国佛教协会先后召开了关于加强省级佛教协会建设座谈会和教制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佛教教制建设的三个文件。这都充分说明，朴老在世纪之交挑起了振兴中国佛教的重担。佛教从“文革”浩劫后恢复到今天的局面，朴老真可谓功德无量。中国佛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出了这样的伟人，殊堪庆慰。

　　游骧先生最后总结说，朴老对国家、对人民、对佛教忠心耿耿，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无私无我。朴老对关系国家、民族和佛教的大事特别敏锐。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作为佛教的领导人，除个人要注重戒定慧三学的修学外，还应有特殊的要求，即认真学习宗教理论和政策，能够参政议政。在这方面朴老身体力行，堪称楷模。

　　其次，朴老认为佛教可以为党和人民及改革开放做许多事，他强调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还提出宗教有文化性，强调通过佛教可以做群众工作、民族工作、国际工作，佛教工作是大有可为的。各级佛协组织具有桥梁作用、纽带作用和专业作用，也是大有可为的。他反对一些人认为佛教协会可有可无的思想，认为佛协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但又要在政府领导下自主工作，积极反映佛教界的意见，敢于代表并善于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

　　朴老具有大无畏精神，为党为国为佛教建言献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无私无畏，遇有重大问题，总是直言进谏，据理力争，作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大局和维护佛教合法权益的高度统一。

　　朴老除了做好汉传佛教工作外，也很重视藏传、南传佛教，注意加强民族团结，朴老在这些方面作过许多重要讲话。他提出民族与宗教的可分性及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的不可分性的理论概括，对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有重要意义。我国三大语系佛教界能有今天这样团结的局面，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朴老的德望和努力。

　　朴老工作的精神非常感人，可说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一生为国家、为人民、为佛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常告诫我们，像水从井里打起来一样，工作精神也要靠打起来，对我们佛协工作人员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朴老作风民主。作为领导人，不嫉忌下面人的正确意见，能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意见。好的意见他敢于肯定，并能创造条件发挥大家智慧，这很不容易。能发现人才，敢于和善于使用人才，爱才不忌才。

　　朴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十分关注佛教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总在考虑有了寺庙以后如何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如何办好教务、如何发展佛教教育等问题。

　　我们今天纪念朴老，就是要学习朴老高尚的品格，更好地继承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这笔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爱国爱教，抓好佛教自身建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面向未来，努力开拓21世纪中国佛教的新局面。

　　（常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