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2年，也就是贞观六年，西行求法的玄奘法师历经艰辛来到中亚一个叫“梵衍那”的地方，不由惊叹于巨大佛像的辉煌壮丽，多年以后在他那本举世闻名的《大唐西域记》中回忆说：

　　“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

　　这两尊大佛，就是不久前被阿富汗塔利班炸毁，迄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3月28日，本刊记者就阿富汗佛教和巴米扬大佛，对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我国中亚西亚考古学专家晁华山先生进行了专访。

　　确切地说，今天的阿富汗地区，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杜伦尼的阿赫美德·沙赫王国建立时，才被称为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意为“阿富汗人的土地”。

　　阿富汗位于伊朗高原东北部，北以乌浒河河谷及中亚细亚低地为界，东以印度河及其支流所灌溉的北印度低地为界，西部与伊朗接壤，而南部是干旱缺水的地区，与俾路支斯坦的沙漠毗邻。这个国家的总面积为65.2万平方公里，人口据1987年的统计约为1811万。阿富汗的北部和东部有高大的山脉，南部和西部则有辽阔的沙漠，中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兴都库什山脉支系。可以说，高山和沙漠构成了阿富汗的主要地理特征。兴都库什山脉横跨于阿富汗中部地带，它将阿富汗分为南北两块。据说“兴都库什”的意思是“屠杀印度人的杀手”，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于公元1334年在游记中写道：“从印度带出来的童男童女奴隶，由于极度寒冷而大量死去，所以这座山被称为兴都库什。”阿富汗的主要河流有乌浒河、叶尔羌河、赫尔曼德河、喀布尔河与赫里·卢德河等。

　　阿富汗有30多个民族，主要包括阿富汗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乌兹别克人、蒙古人以及生活在兴都库什的亚利安人。虽然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但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突出的特征。除了操土耳其语的乌兹别克人，以及说一种较伊朗语还要古老的亚利安语的卡菲尔人外，阿富汗人的语言属于伊朗语系，通用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在全国人口中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只有2%信仰其他宗教。

　　阿富汗在历史上曾经被诸多民族征服和统治过。公元前5—6世纪阿富汗被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征服。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攻占巴克特亚里，即现今的阿富汗北部。公元一世纪中叶，大月氏首领丘就却(意为酋长)统一月氏五部落，进而跨越兴都库什山，征服今阿富汗地区，建立贵霜王朝。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大兴佛教，成为佛教史上的名王，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齐名。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入侵，贵霜分裂成诸多小国，即历史上著名的“昭武九姓”各国。公元5—6世纪游牧民族嚈哒征服阿富汗。公元7世纪中期，阿富汗被阿拉伯人逐渐征服。约8世纪之后，该地区的当权者皈依伊斯兰教，并开始伊斯兰化。公元9世纪至12世纪前后，统治者阿拔斯王朝开始走向分裂。这一时期阿富汗境内佛教及寺院已走向全面衰落。公元13至15世纪，阿富汗被蒙古人征服，建立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16至18世纪，阿富汗处于莫卧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的占领与争夺之中。1747年，阿赫美德·沙赫当选为阿富汗国王，标志着阿富汗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公元400年前后，我国高僧法显(337—422)赴印度朝圣时，曾到过阿富汗境内，有“月氏王(即迦腻色迦王)笃信佛法……供养三宝”的记载。公元520年，宋云和惠生曾到犍陀罗国，提到“至正兴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本名业波罗国。”“业波罗国，为嚈哒所灭，遂立勑懃为王……不信佛法，好祀鬼神。”继宋云和惠生之后，玄奘于公元628至629年来此巡礼，受到各国国王的热情欢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梵衍王出迎，延过宫供养，累日方出。”又如玄奘法师入迦毕试境时，“王共诸僧并出城来迎”。在此期间玄奘法师还与当地大小乘僧人进行了论辩和访学。《大唐西域记》记述巴米扬时说：“出睹货逻国境，至梵衍那国。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势邑居。……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自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输诚，竭心宗敬。……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千余尺，其王每此设无遮大会。”玄奘法师在巴米扬还与摩诃僧祗部学僧阿梨耶驮婆、阿梨耶斯那进行了佛学方面的讨论。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如是经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遂失道路。至一小沙岭，遇猎人示道，度黑山至迦毕试境。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大唐西域记》说：“王刹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爱育百姓，敬崇三宝，岁造丈八尺银佛像，兼设无遮大会，周给贫窭，惠施鳏寡。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蓝崇高弘敞，广博严净。”“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在迦毕试国时，玄奘曾受到各寺的邀请并为当地僧人讲经说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法师即于寺夏坐。其王轻艺罗，信重大乘，乐观讲诵，乃屈法师及慧性三藏于一大乘寺法集。彼有大乘三藏名秣奴若瞿沙、萨婆多部僧阿梨耶伐摩、弥沙塞部僧求那跋陀，皆是彼之称首。然学不兼通，大小各别，虽精一理，终偏有所长。唯法师备谙众教，随其来问，各依部答，咸皆惬服。如是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纯锦五疋别施法师，以外各各有差。”其后，玄奘法师从迦毕试国出发游历滥波国(今阿富汗东部的拉格曼)、那揭罗曷国(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佛顶骨城(贾拉拉巴德以南)、灯光城等地，最后由阿富汗出境入健驮逻(犍陀罗)国。

　　公元722年，新罗高僧慧超曾先后游历阿富汗境内的览波国(拉格曼)、罽宾国(迦毕试)、谢（风+日）国(伽兹尼附近的扎巴尔)、犯引国(梵语作Bamiyana，中古波斯语称Bamikan。我国《北史》称“范阳国”，《隋书》称“帆延”，《册府元龟》称“范延”。《新唐书》中有三个不同的译名：帆延、望延、梵衍那。此字据考证应为该国古名S/er-i-bamikan的对音，即我们说的“巴米扬”)、吐火罗国(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城)。慧超游历“犯引国”时，曾说“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看来当时巴米扬地区仍有不少寺院和僧人。

　　晁华山先生介绍说，阿富汗佛教石窟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其一是贾拉拉巴德附近喀布尔河沿岸的费尔哈纳石窟。该石窟的建筑中心是山顶的覆钵塔，洞窟按位置分为三区。东区有一个大僧房窟，僧房窟中心有粗方柱，回廊三面开设居室；此外有些小窟。中区有一些小的长方窟。西区紧靠喀布尔河，有五个大窟，各窟都由前室和主室组成，主室之后有通道将五个窟连接在一起。这三个区域洞窟形制各不相同。贾拉拉巴德地区的其他石窟还有：该地区西端的希亚考山石窟；南部查哈尔巴格高地上的阿拉哈那札尔石窟；南部哈达地区的几处石窟；东部地区靠近巴基斯坦的一处石窟群，那里约有150个佛教石窟。其二是阿富汗北部海巴克附近的塔夫特鲁斯塔石窟，在山顶上有一座覆钵塔，山下有5个洞窟，其中有佛堂、僧房和用途不明的小窟。海巴克西北约16公里处还有哈扎尔斯姆石窟群，有200多个洞窟。此外，就是著名的巴米扬石窟。从总体看，阿富汗境内的佛教石窟总数约在一千个以上，但绝大多数洞窟形制简单，洞内空间小，装修粗糙简陋，壁画虽说精美，但数量很少。

　　巴米扬(Bamiyan)石窟位于阿富汗中部喀布尔西北120公里的兴都库什山河谷中，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印度、伊朗和中亚的交通要道。因而，巴米扬也成为了当时佛教文化艺术的中心之一。

　　巴米扬石窟开凿在东西长约1300米的断崖壁面上，大小洞窟总数为750个左右，组成了以东西两端大佛为主体的布局。

　　从巴米扬石窟东端起向西300米远就是被塔利班炸毁的高38米的东大佛像，洞窟顺序编号为155窟。东大佛窟高40米，下宽15米，窟形被称为三叶形窟。佛像呈直立姿势，体态丰满，颈部粗壮，佛头略大，身体各部分比例匀称。僧衣轻薄，通肩衣式，衣纹线分布均匀，上体衣纹线波谷在右臂与胸腹间，腿部衣纹线波谷在两腿间，两肘以下有垂落的僧衣边线。大佛两小腿和脚踝部较粗，跣足立于窟内地坪上，没有台座。公元七世纪初，玄奘法师在瞻礼巴米扬佛教圣迹时，记述说：“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而成。”文中的“鍮石”即指黄铜。说到这里，晁华山先生特意指出玄奘法师的观察可能有误，东大佛并不是黄铜铸像，但有可能在佛身上包裹了一层黄铜箔，因而看上去像是黄铜铸造。

　　关于东大佛像的高度，晁先生认为最近报刊上的报道都不很准确。二十世纪法国人调查时测出为35米，于是当时就称东大佛高35米。其实这个数字是错误的，应该以1973年印度考古队测出的38米高为准。因为当时法国人测量时以地面为基准，没有进行地下挖掘，故未算小腿以下至双脚的高度。

　　东大佛石窟内残存的壁画，不仅内容丰富，在艺术风格上也别有特色。壁画以佛菩萨像为多，此外还有日、月、天、风神的形象，还有类似西方有翼天使的飞天形象。

　　西大佛是巴米扬石窟中最著名的佛像，洞窟顺序编号为620窟。窟高58米，下宽21米，下底进深31.5米，顶部进深15米，石窟形制为三叶形。大佛为立像，头、颈、躯干和四肢略显粗壮。佛像脸型方正，头型浑圆。颈项垂直，略细于头部。肩部平直，胸部挺阔，两腿直立。这与东大佛略有不同。僧衣有多重衣纹线，颈与胸之间的衣纹密集，构成了通肩衣式风格。

　　雕凿这些流畅的衣纹线条颇费工夫，先要在岩石上钻孔，然后将木钉钉入孔中，木钉外绕上细绳，最后在绳和木钉上涂上灰泥，形成了带波纹形状的衣纹。当然，与巴基斯坦境内的佛教造像相比，巴米扬大佛多少显得粗壮、坚硬，而少了一些优雅与柔和。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曾形容这尊大佛“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这则史料告诉我们，当时大佛像贴有金箔或铜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大佛有许多装饰，这与前期无任何装饰的佛像有很大的区别，说明这一时期开始崇信冠饰佛，因而才有可能用众宝严饰最大的佛像。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佛教造像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变化。

　　阿富汗伊斯兰时期的一部著作《诸国道程录》曾称西大佛为“红像”、东大佛为“白像”。《世界境域志》对此也有记载：“巴米扬，是古兹甘和呼罗珊边境地区分界处的一个地方。其地有大量农作物。国王叫做希尔(Sher)。一条大河从其地绕过。巴米扬有两个石雕的偶像，其中一个叫红色偶像，另一个叫白色偶像。”大约在嚈哒人入侵阿富汗时，巴米扬的石窟造像就受到了破坏。令人不解的是西大佛面部的额、眼、鼻到嘴唇上方被非常整齐地削去，像是被一把大踞整齐踞下去似的。在大佛的头部两侧还残存泥塑的天宫伎乐和散花天人像。

　　西大佛石窟的壁画残存下来的也不多，主要是菩提树下静坐的佛菩萨像及伎乐天、供养天女等，壁画在人物布局、主次关系上都处理的十分协调。例如穹顶中间是一主尊大佛，两侧是千尊佛坐像，其间散布着供养天人和礼佛的国王和王后。大佛与壁画形成了彼此呼应的整体，众多的佛菩萨环绕着释迦牟尼佛，生动展示了佛国世界的庄严妙好。这种壁画布局几乎成了巴米扬石窟壁画的主要风格。

　　大约到了萨珊王朝时期，巴米扬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佛教中心，壁画中引人注目的萨珊题材就证明了这一点，后来又结合了印度笈多王朝的艺术成份。

　　巴米扬石窟的艺术特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文化上的多元性。正如日本学者樋口隆康在《巴米扬石窟》一书中所说：“若将巴米扬石窟构造和壁画作一概观，就会发现许多要素混和在一起，当然引进印度笈多王朝式样是无庸赘言的，而且还有萨珊王朝、东罗马拜占庭美术的影响和吐蕃、吐火罗斯坦的文化要素，这些要素浑然融合成一体就是巴米扬美术之实体。”

　　关于巴米扬石窟的年代，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定。巴米扬石窟最早的研究者傅歇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一“梵衍那条”“(立佛石窟)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的记载，认为“此国先王”当指迦腻色迦国王，因而石窟的建造约在公元3世纪左右。另有学者认为东大佛建造的时间约在公元4、5世纪，而西大佛约在5、6世纪。日本学者宫治昭则认为西大佛较东大佛要早。而晁华山教授认为两尊大佛的建造时间定在五世纪较为适宜。

　　在谈到阿富汗佛教艺术对我国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时，晁华山教授认为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犍陀罗艺术。当时犍陀罗艺术的中心在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阿富汗东部的哈达以及印度河东岸的塔克西拉和斯瓦特地区。他认为中亚佛教对中国佛教及其艺术的影响要大于当时的印度佛教，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往往认识不足，一说佛教就溯源印度，往往忽略了早期中亚佛教对中国佛教及佛教艺术的深远影响。从历史上看，一是在贵霜王朝时完成了佛经从口传到文字记录的第四次集结；二是产生了佛像艺术，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有了佛经文本和佛像崇拜，才真正促成了佛教向各世界各地的大传播，而佛教艺术的产生使得抽象的佛教理论走向了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道路。三是佛教最初传入我国，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印度，而是经由中亚从西域传来的。例如早期佛经翻译家、高僧安世高、安玄来自安息国，月氏高僧支谶、支曜、支亮、支谦等都来自中亚的阿富汗境内。早期佛经中的不少佛教名词也不是印度词汇，而是伊朗语词汇。例如佛经中“沙门”一词是吐火罗语，而非古印度梵语。季羡林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但至今人们对这一问题还是重视不够。此外，我国西域的佛教石窟艺术，以及中原的云岗、龙门、敦煌、麦积山等石窟寺的建造也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晁华山先生的观点不禁引起我的一番联想。的确，从我国云岗以及西域的石窟中，今天都不难找出中亚佛教艺术甚至巴米扬石窟艺术影响的痕迹。德国学者克林凯特甚至认为在巴米扬石窟晚期，就已经发展出对西藏密教艺术具有重大意义的曼陀罗壁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巴米扬壁画中位于坛城中心的弥勒菩萨。正如学者们常说，犍陀罗艺术影响了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特别是影响了北魏时期云岗石窟中昙曜石窟的大佛造像。

　　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伴随着佛教的传播，犍陀罗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扩散，东渐西域与中国内地，又相继传到朝鲜、日本，为远东佛教艺术提供了最初的佛像范式。

　　如果我们将云岗石窟北魏昙曜五窟、第19窟和第20窟主佛立像与贵霜时代阿富汗古城迦毕试的佛像风格做一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主佛坐像、头光和背光边缘都雕饰着火焰纹，而犍陀罗本部希腊化佛像的头光，只是一轮朴素无华的圆形装饰，并没有火焰纹背光。那么，云岗大佛的火焰及背光又从何而来呢？就目前的发现来看，这种佛像艺术装饰风格最早流行于阿富汗古城迦毕试。

　　迦毕试样式(Kapicsa Style)是指贵霜时代阿富汗古城迦毕城(今贝格拉姆)流行的一种佛像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犍陀罗希腊化佛像的贵霜变体。在迦腻色迦王执政时，迦毕试曾是贵霜王朝的夏都。公元7世纪，玄奘法师巡礼至此，记述说“异方奇货，多聚此国”。1930年法国考古队在此发掘出大量罗马、叙利亚、埃及、古印度和中国的遗物，可见这里一直是东西方国际贸易和多种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贵霜时期，迦毕试也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一个流派的中心。从现存的迦毕试佛像造型来看，它与一般希腊风格的犍陀罗佛像略有不同，其造型特征是厚重朴拙、神态威严、身材短粗、比例夸张，衣纹往往以程式化凸纹或阴刻线条刻画，像网绳一样垂挂全身。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迦毕试佛像表现最多的是为释迦牟尼佛授记的“燃灯佛”(Dipamkara)和舍卫城神变中的“焰肩佛”两种形象。这两种佛像双肩上都生出燃烧的火焰，头光周围有一周踞齿纹，圆形或椭圆形背光边缘雕饰着火焰纹。原喀布尔博物馆收藏多尊3-4世纪的此类佛像。从造型看，迦毕试风格的佛像，似乎比古典写实风格更适宜表现佛陀空灵的超越境界。这种艺术形式流露出一种深刻的宗教体验和审美韵味，对亚洲各地特别是中亚和中国的佛教造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日本佛教学者推侧，最早传入中国的犍陀罗佛像应有不少是带有火焰及背光的迦毕试风格的佛像。迦毕试风格的犍陀罗佛像，在阿富汗巴米扬的大佛之谷留下了印记，在中国新疆于阗佛寺、龟兹石窟等地的石塑、木雕、金铜佛像、壁画中也留下了踪影。它一路东行，几经演变，终于演化出云岗昙曜石窟“胜饰奇伟，冠于一世”的大佛——伟大的北魏佛教艺术。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晁华山教授所著《佛陀之光》一书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一本关于印度及中亚佛教考古的专著。在这部著作中，晁华山教授辟有专章介绍巴米扬石窟及大佛的历史情况，是我们了解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的一份珍贵资料。

　　告别晁华山教授，漫步于未名湖畔，我的眼前时时映现出巴米扬大佛残破的影子。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开始，古老的阿富汗就与中国结下了甚深的法缘。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随着世间的无常变幻，玄奘法师当年盛赞的佛教圣地，如今已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模糊。庄严沉静的巴米扬大佛虽已化作尘烟，却如同逝去的佛陀，仍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