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寺建于公元680年，是由天武天皇发愿而建的国家官寺。奈良时代，日本从中国传入六个佛教宗派(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成实宗、律宗)，被称为“南都六宗”。其中，法相宗以唯识教典为所依经典，这些经典是日本留学僧们四次入唐求法请到日本的。其第一传为道昭(629—700)，第二传为智通、智达。道昭于653年，智通和智达于658年分别入唐，共同从玄奘三藏受学唯识教义后回国。第三传为智凰和智雄，第四传为玄昉。智凰和智雄于703年、玄昉于735年入唐，从法相宗第三祖智周(668—723)学习唯识后回国。在奈良时代，法相宗教义成了当时佛教的主流。

　　到了平安时代，传教大师最澄传入天台宗，弘法大师空海传入真言宗。因这两个宗派都有很强的密教色彩，相形之下，奈良时代传来的宗派就被称为显教。

　　到了鎌仓时代，净土宗和净土真宗的净土系、曹洞宗和临济宗的禅宗系、以《法华经》为中心的日莲系等等的新宗派呈燎原之势迅速在大众中普及开来，可谓日本佛教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些新宗派的影响力，与天台宗和真言宗一样，一直持续至今。

　　奈良的各寺院受鎌仓时代新宗派发展势头的影响，教学一度呈复兴之势。大概是教义过于学术化，未能契合民众心理，其后日渐衰落。

　　佛教初传日本，僧侣们并不拘泥宗派，而是遍习各宗教义。当时，南都六宗加上真言宗和天台宗，主张兼学各派而以“八宗兼学”驰名。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药师寺成为主要学修法相宗唯识学和真言密教的道场。

　　明治初期，日本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日本政府把佛教传来之前业已存在的神道教确立为国家宗教，采取弹压佛教的政策，各地纷纷出现“废佛毁释”^[1]事件，奈良的古寺严重受损，兼学各宗的传统也被打破，而必须标榜某一宗派。这样，东大寺为华严宗，唐招提寺为律宗，药师寺与法隆寺、兴福寺为法相宗，各寺都成为某一个宗派的专门道场。其中，法隆寺设立了学问所，众多不愿拘泥于宗派的僧侣及对古代佛教感兴趣的各地信众特意来到法隆寺专门钻研唯识学，但这种学习活动未能普及开来。奈良古寺几乎没有下院，所以虽然历史最为古老，寺名也广为人知，但是作为教团组织规模都较小。这样，知道南都六宗的人就比较少。不过，我倒觉得，为保持不拘泥于一宗一派的精神和传统，自己宗派的名字不被人知也是值得的。

　　玄奘三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那就是传播弘扬自己远赴异国、历尽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而求得的唯识教义。

　　玄奘三藏曾师从那烂陀寺学长、百岁高僧戒贤论师，解开了诸多疑问，受益非浅。回国后，在唐朝太宗皇帝支持下，玄奘三藏致力于译经大业，而把自己的最大心愿——通过教学传授唯识教义的工作全部交给了弟子窥基。因此，法相宗诞生时，窥基被尊为宗祖。在日本，因窥基驻锡大慈恩寺，而称其为“慈恩大师”，玄奘三藏则被视为法相宗的“始祖”或“鼻祖”。11月13日是慈恩大师的忌辰，这一天法相宗的僧侣会聚一堂，举行庄严肃穆的大法会——“慈恩会”。直至今天，“慈恩会”仍然在药师寺和法相宗另一座大本山兴福寺轮流举行。因“慈恩会”历史悠久，又是纪念宗祖，规模比纪念玄奘三藏的法会还要盛大。

　　玄奘三藏翻译的佛经卷帙浩繁，日本各宗派(净土真宗和日莲宗除外)经常诵读的是《般若心经》；另外还有《大般若经》六百卷，但不是一字一句诵读，而是采用只大声诵读经题和品名的读法。此外，供奉药师如来为本尊的寺院，还经常诵读《药师经》。所以说，除法相宗的寺院外，唯识经典在其它宗派也被广为诵读。

　　1942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发现了玄奘三藏的顶骨。1944年，全日本佛教会分得其中一部分分骨，供奉在东京的增上寺内。当时，由于战争日益激烈，增上寺有遭空袭的危险，而位于琦玉县岩槻市的慈恩院，因地处农村，不会遭空袭，寺名又与西安的大慈恩寺相同，经商议，将玄奘三藏顶骨移至该寺。

　　战争结束后，日本人疲于重建家园，无暇顾及玄奘顶骨。当时慈恩院住持大岛见道一个人多方集资，建起了供奉顶骨的十三重石塔。但因地处偏僻，参拜者极少。所以，怎样让玄奘三藏顶骨更加显彰于世，大岛见道师也在苦思良策。1971年为请求给药师寺分骨而拜访慈恩院时，我并不知道大岛师当时的心情。听了我的请求，大岛师说：“药师寺与玄奘三藏法缘殊胜，我非常希望分骨也能够在药师寺得以显彰。不过，顶骨不属于我个人，此事须征得全日本佛教会的同意才行。”于是，我和大岛师一起又拜访了全日本佛教会，并得到了认可，正式获得了分骨^[2]。

　　如前所述，药师寺在宗派上与玄奘三藏法缘深厚，而且据史料记载，曾在药师寺西院伽蓝供奉过玄奘三藏像。

　　另外，药师寺跟玄奘三藏的直系弟子道昭也有因缘。公元692年，在药师寺大讲堂，道昭为持统天皇制作的大绣佛开光诵经。持统天皇为天武天皇之后，在天武天皇逝世后继任天皇，并继续完成了药师寺伽蓝的建设。

　　道昭当时颇得持统天皇信任，也是日本第一个荼毗的僧侣。受他感化，持统天皇也一改以往的土葬风俗，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遗体火葬。玄奘三藏和道昭、道昭和持统天皇、持统天皇和药师寺，都各自结下了法缘。

　　1988年，药师寺建成供奉玄奘三藏顶骨的玄奘三藏院伽蓝，邀请中国佛教协会的僧侣参加了盛大的落成法会。第二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莅临访问，并亲书“玄奘三藏院”匾额。当时赵朴初先生感慨地说：“一个中国人在异国受到如此隆重的供奉和纪念，真是了不起！”药师寺的玄奘三藏像不是常见的负笈旅行的姿态，而是左手持经、右手执笔的译经姿态。赵会长对此很感兴趣，并说：“这才应当是玄奘三藏的本来姿态，今后我们要改变玄奘三藏的形象。”赵朴初会长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确，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艰难之旅本身，已成为广为传诵的佳话，而他回国后历时十九年、倾注大量心血从事的译经事业，相比之下则不太为人重视。从那以后，我和赵朴初先生的交往日渐亲密，每次访问中国，都一定前往拜访。

　　以玄奘三藏院建立为契机，药师寺开始举行规模盛大的玄奘三藏显彰法会。玄奘三藏的忌辰本为2月5日，但因2月正是日本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所以将法会改在每年的5月5日举行。

　　药师寺正在请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为玄奘三藏院伽蓝绘制题为“佛教传来之路”的大型壁画，内容是玄奘三藏所走过的艰难旅程，预计本世纪最后一天完成。这幅壁画，是平山郁夫先生历时三十余年才完成的杰作。为了创作这一作品，先生亲自踏遍了玄奘三藏走过的路途，体验了当年取经之艰难。玄奘三藏顶骨是真身舍利，这幅壁画我将作为绘身舍利来珍藏。壁画完成时，正是21世纪的开始，药师寺也将从此迎来新的显彰活动。

　　1964年，即玄奘三藏示寂1300周年之际，我曾在阿富汗境内沿玄奘三藏当年走过的路途，骑马翻越了兴都库什山脉。那次经历，使我感到个人也与玄奘三藏有了殊胜法缘。近年来，我还有缘参加了奈良县“丝绸之路博纪念国际交流财团”组织的缅怀玄奘三藏之旅活动，从1997年至2000年的4年间，前后与一百余位朋友结伴访问了中国、中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地。这次旅行，是《朝日新闻》社为创刊120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主题为实践玄奘三藏的伟大旅程。日本政府规定，公众机构不得参与宗教活动。这是因为，日本政府过去曾利用神道教，并将它作为国家宗教，鼓吹只要神灵护佑，什么都可以实现，从而使日本陷入战争的深渊。有鉴于其弊害之大，战后日本政府规定，对任何宗教一概既不支持、也不干预。最近，类似中国“法轮功”这样的邪教组织在日本也很盛行，引起家庭混乱，以至形成“宗教很可怕”、“宗教是鸦片”的社会印象，也给致力于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徒造成了很多麻烦，这是公众机构对宗教采取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当然，日本政府为维修保护神社、佛寺内的国宝级文物，会给予一定的补助，但这并不是针对宗教本身，而是为保护文化遗产而进行的资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朝日新闻》作为公众机构及日本最大的报社之一，能开展以一个宗教家为主题的纪念活动，确实很了不起。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玄奘三藏之伟大及其文化价值之崇高。

　　20世纪就要过去了。此时，有必要回顾一下本世纪人类所走过的路程。物质文明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世界也从长期的殖民统治中解放了出来，这可以说是辉煌的部分。然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前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性战争，夺取了无数生命，并留下了核武器的威胁；进入后半个世纪以来，人类一味地追求物质文明，而在精神方面，对美好心灵的追求则日渐淡漠；同时地球的环境污染也日益令人担心。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我认为人类在21世纪面临几大课题，即争取和平、避免核战争，提升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净化人类心灵、改善地球环境等。这样，就有必要更加积极地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玄奘三藏可谓异文化交流的先驱，他以慈悲之心，为人民而奉献了一生，功德无量，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在日本，知道玄奘三藏的人不多，小说《西游记》却非常有名。玄奘三藏在小说中被称为“三藏法师”，所以只要提“三藏法师”，没有人不知道。但那毕竟是小说，很多人以为“三藏法师”只是虚构的人物。另外，根据小说改编的《西游记》电视连续剧的收视率很高，因扮演玄奘三藏的是个女演员，很多人就认为玄奘三藏是女性。总之，日本人对玄奘三藏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所以，药师寺今后更应积极地宣扬玄奘三藏的无量功德。

　　奈良时代以后，日本出现了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书的书写本和木刻本。另外，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而作的绘画本，已被列为日本国宝。不过，这些书一般已很难见到。进入20世纪后，考古学盛行，曾有学者携带《大唐西域记》踏上旅途，再次考证玄奘三藏的记述是否准确。这样，社会对玄奘三藏的关注也渐渐多了起来。

　　下面是20世纪日本出版的有关玄奘三藏的书籍，以资参考。

　　玄奘著、辩机撰《大唐西域记》日译本：

　　堀谦德：《解说西域记》，前川文荣阁，1912年。
　　小野玄妙：《大唐西域记》，大东出版社，1936年。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之研究》(二册)，法藏馆，1942年。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记》(《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22卷》)，平凡社，1971年。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记——玄奘三藏之旅》普及版(二册)，平凡社，1983、1999年。
　　桑山正进：《大乘佛典》第九卷——《大唐西域记》，中央公论社，1987年。
　　诹访绿：《玄奘西域记》，小学馆，1992年。
　　桑山正进：《西域记——玄奘三藏之旅》，小学馆，1995年。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记》(新装版)，平凡社，1999年。
　　ゴ—ウェスト：《三藏法师天竺ヘ》，讲谈社，1999年。
　　《图说三藏法师之路·丝绸之路·印度》，河出书房新社，1999年。
　　《三藏法师》，中央公论社，1999年。
　　《三藏法师之丝绸之路》，朝日新闻社，1999年。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日译本：

　　高田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国译一切经·史传部》)，大东出版社，1940年。
　　长泽和俊：《玄奘法师西域纪行》，桃源社，1965年。
　　长泽和俊：同上改订版《玄奘三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光风出版社，1985年。
　　长泽和俊：光风出版社新装版《玄奘三藏——西域·印度纪行》，讲谈社，1998年。

　　关于玄奘三藏研究的书籍：

　　前岛信次：《玄奘三藏——史实西游记》，岩波书店，1952年。
　　知切光岁：《玄奘三藏》，佛教出版局，1954年。
　　兼子秀利：《玄奘三藏》，人物往来社，1967年。
　　高桥康雄：《玄奘三藏》，第三文明社，1975年。
　　桑山正进·桍谷宪昭：《玄奘》，大藏出版社，1981年。
　　桑山正进·桍谷宪昭：《玄奘》改订版，大藏出版社，1991年。
　　中野美代子：《三藏法师——跋涉三千世界》，集英社，1986年。
　　长泽和俊：《玄奘三藏之旅新考》，佼成出版社，1987年。
　　伴野朗：《西域传——大唐三藏物语》，集英社，1987年。
　　松崎铁之介：《玄奘之路》，角川书店，1988年。
　　汤浅泰雄：《玄奘三藏》，名著刊行会，1991年。
　　三友量顺：《玄奘》，清水书院，1994年。
　　中野美代子：《三藏法师》，中央公论社，1999年。

　　追寻玄奘之旅的纪行性书籍：

　　青柳健：《走玄奘三藏之路——西域·兴都库什山脉》，芙蓉书房，1970年。
　　陈舜臣(文)、陈立人(照片)：《三藏法师之路——丝绸之路纪行》，平凡社，1980年。
　　陈舜臣：《通往天竺之路》，朝日新闻社，1986年。
　　杉本茂春：《走三藏法师之旅》，1986年。
　　高田好胤(文)、副岛泰(照片)：《犍陀罗·大唐西域记之旅》，讲谈社，1988年。
　　《印度佛迹·大唐西域记之旅》，讲谈社，1990年。
　　松原哲明(文)、福岛一嘉(照片)：《三藏法师之旅》，佼成出版社，1993年。
　　陈舜臣：《西域丝绸之路全纪行3——长安之梦》，读卖新闻社，1995年。
　　陈舜臣：《西域丝绸之路全纪行4——丝绸之路巡历》，读卖新闻社，1996年。
　　安田暎胤(文)、安田顺惠(照片)：《玄奘三藏的丝绸之路·中国编》，能登印刷出版部，1998年。
　　安田暎胤(文)、安田顺惠(照片)：《玄奘三藏的丝绸之路·中亚编》，东方出版，1999年。
　　安田暎胤(文)、安田顺惠(照片)：《玄奘三藏的丝绸之路·犍陀罗编》，东方出版，2000年。

　　《西游记》日文版：

　　安藤更生·小杉一雄：《全译西游记》(四册)，富国出版社，1949年。
　　太田辰夫·鸟居久靖：《西游记》(上)，平凡社，1971年。
　　太田辰夫·鸟居久靖：《西游记》(下)，平凡社，1972年。
　　小野忍：《西游记》(1—3)，岩波书店，1977—1980年。
　　中野美代子：《西游记》(4—10)，岩波书店，1986—1998年。

　　《西游记》的研究及相关书籍：

　　中野美代子：《孙悟空的诞生——猴子的民话学和西游记》，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
　　庄司格一：《西游记——追求领悟》，日中出版，1982年。
　　太田辰夫：《西游记的研究》，研文出版，1984年。
　　中野美代子：《西游记的秘密——道和炼丹术的专题论文集》，福武书店，1984年。
　　庄司格一：《向悟空学习向上之路》，高文堂出版，1987年。
　　山田久延彦：《孙悟空是日本人》，扶桑社，1987年。
　　实吉达郎：《西游记动物园》，六兴出版，1991年。
　　中野美代子：《孙悟空是猴子吗》，日本文艺社，1992年。
　　マジシモンキ—ズ编：《西游记之谜》，光荣，1993年。
　　矶部彰：《西游记——形成史之研究》，创文社，1993年。
　　中野美代子：《与孙悟空之对话》，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年。
　　张明澄：《密教秘传西游记》，东明社，1994年。
　　武田雅哉：《猪八戒的大冒险》，三省堂，1995年。
　　西孝二郎：《西游记的构造》，新风社，1997年。
　　入谷仙介：《西游记的神话学——孙悟空之谜》，中央公论社，1998年。

　　另外，画卷本的复制品及写真集等从美术角度的出版物也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上可知，关于玄奘三藏的书籍到最近才渐渐多了起来。可以看出，这一倾向始于药师寺迎来玄奘三藏顶骨的1980年左右。今年适逢玄奘三藏诞辰1400周年之际，我衷心希望以中日两国为中心，把显彰玄奘三藏法师功德的活动更进一步开展起来。

　　注　释：

　　[1] 明治初年发生在日本各地的排佛运动。神社内的佛像、法器、经卷被捣毁、焚烧，部分寺院受到严重破坏；一些地方官员推行撤除寺院和合并寺院的政策，原有寺院数量大减，佛教蒙受了重大打击。

　　[2]据《文汇报》报道，日前参加西安大慈恩寺玄奘三藏院落成暨玄奘顶骨舍利安奉仪式的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南京灵谷寺住持真慈法师披露，玄奘顶骨舍利如今在印度那烂陀寺、日本琦玉县的慈恩院和奈良市的药师寺以及中国南京的灵谷寺和玄武湖山塔(或作九华山塔)、成都净慈寺(或说文殊院)、西安大慈恩寺和台湾新竹的玄奘寺等七处地方供奉。

　　译者附记：安田暎胤是中国佛教界的老朋友，现任日本法相宗大本山药师寺副住持、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副理事长。今年是玄奘三藏法师诞辰1400周年，此文为作者应《法音》编辑部之约专门撰写的纪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