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较大的寺院都有藏经楼，一般不对外开放，对内也很少开放。因为藏经楼所藏佛教经典，大多是历代帝王敕赐，僧众视之为圣物。这些佛教经典也就束之高阁，成为顶礼膜拜和供奉的法宝。

　　近代上海区别于藏经楼的佛学图书馆，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了。世界佛教居士林自1922年成立后，就设有图书室，供林友阅览。1924年，改称为图书馆，由孙志衡任主任。1928年，改由刘因渠任主任，馆内陈列有各方所赠的图书报刊30余种，200余册。至1930年渐具规模，分类管理均依图书馆方法。此后随着图书报刊的日益增加，读者渐多，原有的房屋不敷使用。1933年，林友林锦华遗命扩充图书馆建筑，并出资2500元。在社会各界的赞助下，决定在世界佛教居士林(今天目中路国庆路口)沿街房屋的平台上，加建7间房屋作为图书馆馆舍。

　　图书馆由李经纬、曾友生、陈慧根三人负责筹建，1933年5月24日动工，至9月底竣工，共耗资5000元。11月26日，举行佛学图书馆落成典礼，正式对外开放。新馆共分内外两大部分，东首四间合为一大间作为内室，四壁藏置经书，中央陈列图书，其中除线装本、精装本大藏经及各种佛典外，还有梵文经典、法器及血书经咒等，其中唐人写经一卷最为珍贵。西首三间合为一大间作为外室，专门收藏佛典以外的其它书籍，陈列报纸杂志，并供奉佛像。阅览室也设在外室，有座位50个。图书馆馆长为张大梁，职员为程心一、金慧镜二人。当时馆藏图书有3000多种，10000多册，其中中文书3232种、西文书20余种、日文书10余种、杂志60种、报纸10种、图画300余种。购书经费由居士林林员捐助，同时也接受社会各界的赠书。如1936年2月，赴缅甸弘传大乘佛教的龙华寺僧人慈航回沪后，赠送该馆缅文大藏经一部。

　　佛学图书馆为方便读者，还编有《图书目录分类簿》、《图书首字笔划分类簿》、《图书目录总册》等。佛学图书馆全天向佛教居士及社会各界人士开放阅览，读者可直接从书架取阅，但不外借。平时每天读者数十人，每逢星期六、日读者多至100余人。1936年，佛学图书馆藏书达4716种，其中大藏经有《频伽藏》 、《续藏经》、《大正藏》、《缩印大藏经》、《碛砂藏》、《南传大藏经》等，佛典以外的图书有《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及各省通志等。

　　该馆鉴于闸北一带儿童众多，遂搜集现代各种适合于儿童兴趣之读物，约数百种，名曰佛学图书馆儿童部，使儿童于余暇之时，得披览书报，直接增加其知识，间接培植其学佛之因缘。

　　1932年，为了方便远近信众阅读佛典，上海佛学书局开办了一所佛学流通图书馆。该馆除了陈列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佛教图书外，还广为搜购其它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包括一部分佛教以外的书籍，以供僧俗二众借阅。为方便读者，佛学流通图书馆的借阅规则规定，本地读者可以到图书馆当面借阅，外地读者可以办理邮借。

　　上海佛教净业社为了广泛普及佛学知识，也建立了佛教图书馆。在购买了一批佛学书籍、添置了一些设备之后，于1935年10月正式开放。由于藏书丰富、设备完善，开放后前来阅览的读者络绎不绝。上海佛教净业社成员叶恭绰捐助白银10000两(合法币14000元)，在觉园内建造新馆，于1937年2月建成，称之为法宝图书馆。该馆结构为洋房式，内分两幢三层楼房，中间建梯直上。馆内二楼至三楼分设法物部和图书部。法物部藏有叶恭绰私人历年收藏的法檀、法器等，还有狄楚青等人捐赠的一批宋元时期的佛像和名画。图书部藏有各种版本的佛经，其中有明正统年间(1436—1499)印的《大藏经》一部，清《龙藏》一部。抗日战争期间，同志会抢救下来的古籍善本，就藏在法宝图书馆的底楼。

　　1940年，陈法香居士创办了大法轮书局，除出版流通佛教经典外，还创办了大法轮图书馆，定期供读者阅览和借阅。

　　1942年5月，玉佛寺创办了上海佛学院。为使学僧广涉佛学典籍，院长震华法师特创办图书馆，收藏各种图书，当时有《频伽藏》、《续藏经》、《万有文库》等内外典籍数千册，由真禅法师任图书管理员。1942年9月，弘一法师圆寂后，震华法师等人发起成立了弘一大师纪念会，会址设在上海佛学院内，同时征集到弘一法师书写的佛经等手稿，特设立弘一法师纪念会图书馆收藏这些手稿，供爱好者摩挲研究，作为永久纪念。当时有丁福保、王少湖、窦存我、夏丏尊等居士为该馆捐赠了不少佛教图书。

　　1946年10月，上海佛教青年会设立的佛学图书馆正式开放，颇受佛教青年的欢迎。后来一度停止开放，1949年又恢复活动。

　　1948年6月，兴慈法师创办了兴慈图书馆，附设在兴慈中学内。据《兴慈图书馆、弘一纪念堂征募图书法物缘起》称：“于兴慈中学之东西两院有附设兴慈图书馆及弘一纪念堂之议，一则以辅助教育，广我佛化导之悲怀；一则以楷模群伦，留大师久长之芳泽。”

　　佛学图书馆的出现，弥补了藏经楼的不足，为佛教徒及社会各界人士阅读佛教典籍提供了方便，提高了他们的佛学水平，促进了佛学研究，扩大了佛教的影响。这些佛学图书馆不仅收藏佛学书籍，而且还收藏佛学以外的书籍。这表明佛学图书馆不仅是近代上海佛教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近代上海图书馆事业的组成部分。